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14篇）

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14篇）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体的特点及其构建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传统媒体转型的逐步深化，全媒体、新媒体、融媒体等各种概念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1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体的特点及其构建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传统媒体转型的逐步深化，全媒体、新媒体、融媒体等各种概念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这些概念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传媒业的未来又是什么样？用什么样的概念能进行清晰的界定呢？

　　一、全媒体、融媒体、新媒体辨析

　　纵观人类传播史，最早的传播革命——文字的发明突破了时间限制，使得传播能够代际之间进行传播。此后，纸张、印刷术、电报、广播等技术的出现，又给我们带来了报纸、杂志、书籍、广播和电视等丰富的媒介形态，相对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媒介形态，我们把它们称之为传统媒体。而互联网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第四次传播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基于互联网的形态丰富的互联网媒体。因此，人类传播史的发展本身就是一部技术革命史，一次次新技术的出现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媒体。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学术界和业界提出了新媒体、全媒体和融媒体的概念，但是这些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清晰，也导致了我们在运用这些概念时的混用和不清晰。

　　1.新媒体的本质是互联网媒体

　　首先，新旧从来就是相对的，当一个新的媒体形式出现时，相对于旧媒体来说都是新媒体。在人类传播史上，报纸相对于书籍，广播相对于报纸，电视相对于广播来说，都是新媒体。再进行深入分析，报纸和书籍都是以纸张为媒介，广播以无线电技术为媒介，电视以电视技术为媒介，我们实际上是以媒介来命名一类媒体。因此，从人类历史的长河可以看出，新媒体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太过空泛的概念，正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一样，当前的新媒体也必然会和特定的媒介联系在一起而成为特定的名词，由于新媒体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互联网媒体是能够更好地体现新媒体的特点和本质。

　　其次，互联网媒体与传统媒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互联网媒体作为最新的媒体形态，与传统媒体的旧媒体形态在五个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一是在信息承载量上，互联网是海量空间，能够承载更多的内容和信息，而传统媒体则受到版面等因素的制约，只能承载很少的内容和信息；二是在及时、互动性上，互联网实时、互动性强，而传统媒体则有一定的时滞性且互动性弱；三是在和新闻生产方式的结合上，互联网能够结合文字、音频和视频等所有的新闻生产方式，而传统媒体只能和三种生产方式的某一种结合；四是在开放性上，互联网以用户为中心、更为开放，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而传统媒体则以自我为中心、相对封闭，为用户提供的体验较差；五是在商业模式上，互联网是“免费+收费”的商业模式，具有很强很好的发展空间，而传统媒体则是“二次销售”的商业模式，现在基本上已经崩溃。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当前及未来十年内，互联网等相关技术将依然是新媒体的基础和主体，则在这个时间段内，互联网媒体就是新媒体的准确说法。

　　2.全媒体、融媒体都是过渡概念

　　首先，全媒体只是形态上的全。自从21世纪初“全媒体记者”的转型思路出现后，全媒体成为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热词和重要选择路径，但是实践证明这条路并不通。从实践来看，全媒体思路的本质是媒介形态的全，即指既有报刊、广电、出版等传统媒体形态，又

　　有两微一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形态。而对于记者来说，则既要能采写，又要能拍摄、还要能主持和播音。可以看出的是，全媒体的重点在于在于“全”，而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媒体会快速式微，未来将是互联网媒体的天下，因此，全媒体的实践自然也就没有了价值。

　　其次，融媒体的核心在于融。自从2014年8月8日，央改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推出《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意见》之后，融媒体成为热词，也成为传统媒体转型实践的重要方向，但是从实践和转型路径看，融媒体也只能是一种过渡形态。融媒体的本质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介的有机互动和融合，如报网融合、报网互动、广网互动和融合等等，其重点在于融合和互动，而很多传统媒体还想以传统媒体为主体来进行融合和整合。从传媒业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一定是以互联网媒体为主体，传统媒体的价值将很小，因此融媒体也只是在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转型中的过渡形态。

　　基于上述认识，全媒体、融媒体的共同特点是：一是时代背景都是基于现在，而不是基于未来；二是都是在互联网的猛烈冲击下而被迫做出的被动实践和安排；三是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传统媒体面临的困境，而不是去创新全新的媒体形态。这也决定了全媒体、融媒体只能是过渡概念，不可能代表传媒业的未来。

　　二、传媒业的未来——智媒体

　　全媒体、融媒体等只是媒体发展进程中的过渡形态，互联网媒体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导媒体形态，而智媒体将是互联网媒体的未来形态。

　　1.智媒体及其本质

　　所谓智媒体，是指立足于共享经济，充分发挥个人的认知盈余，基于移动互联、大数据、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等新技术的自强化的生态系统，形成了多元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实现信息与用户需求的智能匹配的媒体形态。智媒体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智慧，即具有高尚的价值观。媒体作为社会的良心和真相的记录者、传播者，应具有优秀的价值观，避免作恶。具有智慧的媒体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甄别假新闻和为用户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信息，而避免为了达到给自己赚取利益的目的而利用技术手段欺骗用户。

　　其次，智能，即能够实现信息智能匹配。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用户需要个性化、定制化、精准化的信息，而智媒体能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第三，智力，即智媒体本身能够不断自我演化和发展。智媒体基于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具备较高程度的智力，这种智力能够帮助媒体自身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2.智媒体的特点

　　首先，智媒体以互联网为主导。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的猛烈冲击之下，先是美国的报业陷入断崖式的下滑，其报业广告已经下滑一半以上。我国的报刊业也于2012年进入断崖式下滑，广告实收额2012年下滑15%以上，2013年下滑20%以上，2014年下滑25%以上，2015年下滑30%以上，预计2015年全国的都市报会有一半以上出现亏损；而目前电视广告实收额也正处于快速下滑通道。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的此消彼长的时代大背景下，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传媒业的主导和主流，而传统媒体的地位则越来越边缘化。因此，智媒体一定是基于互联网的，而传统媒体则是属于过去的，属于被淘汰的范围。

　　其次，智媒体是技术媒体。纵观人类发展史，到目前我们经历了文字发明、古登堡印刷术、电报和互联网技术四次传播革命，每一次传播革命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媒体形态。1989年万维网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互联网媒体，而1994年互联网技术传入我国，给我们带来了互联网媒体，短短的20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主流，正可谓技术决定媒体变革。那么，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技术的变革尚未平息，各类技术仍将日新月异，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技术呢？可以预测的是，大数据技术、移动互联技术、VR、AR技术、人工交互等新技术将进入商用和普及期，推动着媒体发生新一轮变革，给我们带来智媒体。

　　第三，智媒体能够更好地建立用户连接。任何媒介的作用都是连接，唯有与用户建立起有效的连接，才能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入口，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传统媒体出现困境的根源在于与用户连接失效或者说只有受众而没有用户，进而导致广告主流失、骨干流失和话语权丧失，进而进入快速衰落通道。而互联网媒体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更好地与更多的用户建立起连接。在未来，谁能帮助媒体与用户建立起更好的连接，谁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谁才能成为智媒体。

　　第四，智媒体是生态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之间的竞争已经从之前的内容、产品、平台竞争上升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单纯的内容不可能打造成熟的生态系统，更难以赢得未来。成熟的生态系统能够实现正反馈和自强化，供应商、用户、平台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共同良性发展。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内容提供商，有分发商、有营销服务商，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因此，在未来，智媒体能够打造正反馈的生态系统，能够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第五，智媒体实现了盈利模式多元化。当前，很多媒体高度依赖于广告这一单一的盈利模式，必然造成风险高企，而随着大数据等技术的日渐成熟，人们消费的升级，未来媒体的盈利模式一定会更加多元化。从单一的广告向信息收费、广告、电商服务、多元服务等综合性盈利模式转变，智媒体的盈利模式会更加健康，也会更加可持续。

　　三、智媒体的打造

　　1.智媒体的构成

　　首先，在信息发布上，充分发挥个人的认知盈余，既有专业的媒体机构，有自媒体和自媒体组织，也有基于个人的用户自生产内容，更有信息机器人等提供的内容。

　　其次，在信息服务的层次上，既有免费的浅层次信息服务，也有收费的针对个人的深层次信息服务，更有高收费的针对组织的专业的信息服务。

　　第三，在信息的内容上，在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信息的基础上，也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甄别和分析虚假信息，以提升信息服务的质量。

　　第四，在信息服务的方式上，实现了智能信息匹配服务。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要真正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化和精准化的信息需求，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技术，实现信息和用户需求的智能匹配，在大大节省用户时间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第五，大数据、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等各类新技术为基础。

　　2.搭建智媒体的基础平台

　　打造智媒体，实现信息智能匹配，首要要打造大数据信息资源平台、智能生产和传播平台和用户沉淀平台，并根据新技术而不断演化。

　　首先，大数据信息资源平台是硬件、软件、数据、云存储和平台服务的组合，具体包括大数据资源中心、大数据智能分析中心、大数据组件服务、虚拟化云平台、大数据运营系统、安全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内容。其核心是通过互联网采集、接口导入、历史数据导入、远程汇聚等各种方式，将传媒集团内部资源、互联网资源、第三方资源以及UGC资源汇聚到大数据资源中心，实现信息和数据资源的汇集。

　　其次，智能生产和传播平台是立足于传媒集团大数据平台，以大数据智能分析工具作为技术支撑，将传媒集团旗下媒体资源融合共享使用，以“中央厨房”的方式重构新闻生产，实现“一次采集、多元加工、多次发布”的智能生产和传播平台。其核心是建立起智能化的新闻线索智能决策系统、智能创作系统和融媒体智能发布系统，实现创作的智能化、个性化，提高新闻采编的效率和针对性，进而实现新闻内容的一次加工和多渠道多终端统一发布，将新闻资讯和信息服务点对点推送给潜在用户，实现信息服务的个性化、智能化。

　　第三，用户沉淀平台是将传媒集团通过优质内容资源、线下活动、经营行为沉淀下来的优质用户数据进行整合、清洗、认证、管理、记录以及深入挖掘、分析，并通过智能化、个性化的信息、数据服务，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其核心是用户画像，即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通过不同模型及算法实现对用户肖像的刻画、行为轨迹的分析等多维度的分析，为产品优化、精准营销、以及面向用户的智能化服务提供服务。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普及和成熟，智媒体将充分利用这种技术而变得更加智能。

　　3.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搭建平台

　　传统媒体在搭建三大平台的过程中，面临着资金实力不足、缺少技术基因、体制机制等三大难题，而要解决这三大难题就需要本着合作共赢的互联网思维拓展思路。

　　首先，资金的需求一方面来自于三大平台建设和服务器投入，另一方面来自于运营启动费用，这两方面费用加起来至少需要五千万元以上，这对于深陷困境的传统媒体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投入。解决途径主要有三：一是向各级政府申请各类财政扶持资金；二是把三大平台的建设纳入当地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规划中，由当地政府拨款；三是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以解决运营资金问题。

　　其次，传统媒体的技术能力弱，不具备自主研发和搭建平台的能力。一方面由于传统媒体普遍存在严重的“重采编轻经营无管理无技术”的问题，技术的地位极为边缘化，导致自身的技术能力很弱，另一方面新技术需要快速迭代，而传统媒体业不具备对技术进行快速迭代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的解决途径有二：一是通过技术外包的方式，如浙报集团、中国教育报刊社等委托拓尔思公司帮助其开发相应的平台；二是和技术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如湖北广电传媒集团和思拓合众成立合资技术公司负责媒体云的开发。

　　第三，传统体制难以满足互联网业务发展的需要。互联网业务作为高风险、高投入的业务，需要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例如给予管理层和骨干以较高比率的股权激励、薪酬上的按贡献分配，而这些在传统体制下都很难达到，这就需要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建立起完全市场化的体制。

篇二：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分析

　　作者：

　　蒋军营

　　来源：《新闻爱好者》2021年第10期

　　【摘要】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嵌入下，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面向都呈现出智能化的运行逻辑。作为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价值和历史想象的红色文化在传播机制上也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影响，只有进行传播策略的调整与重构，才能切实提高红色文化传播的效能和力度。立足于智媒技术的现实渗透力，从红色文化的当代语境、技术动能、场景叙事以及历史溯源四个维度出发，建构红色文化传播的价值理路，能够为红色文化在新的媒介生态下探索其传播策略提供一种学理关怀和路径参考。

　　【关键词】智媒时代;红色文化;传播路径

　　在新技术频繁更迭的当代社会，人工智能已经全方位介入到社会生活的众多场域，以一种强大的技术优势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各场域原本的媒介传播生态，成为推动行业变革和重塑新传播逻辑的关键技术因子。诸如机器人在新闻生产领域的创新实践就成了新闻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尝试，它不仅重构了新闻生产的主体认知，而且对信息传播的结构化流程进行了再造，是新闻业对当前复杂深刻的传播环境的变革回应。当然，人工智能对媒介传播生态的影响并非局限于直接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流程的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其不断地形塑着社会大众对文化传承的认知。以爱国主义精髓、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优秀文化。[1]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底蕴始终建构着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和精神风貌。因此，在新时代的传播环境中，红色文化如何契合智媒传播的当代语境，打造出红色基因与新媒介的融合传播模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智媒技术：红色文化传播的当代语境

　　智媒技术日渐渗透进媒体运营的各个环节，带来了信息传播流程的一系列变化，传播模式、内容生产，以及受众体验凸显出的智媒技术，构成了当下传播活动的智媒语境。传感器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渠道信息来源的桎梏，极大拓宽了信息来源的维度;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辅助新闻编辑提升信息生产的速度，同时降低了新闻生产的成本;AR、VR技术的普及为用户建构如身临其境的现实场景;个性化内容推送的使用整合优化了信息资源，打造有层次的信息服務平台。智能化趋势成为未来传播模式的核心逻辑，[2]它不仅重塑了传媒行业的面貌与样态，也对其产业链经营过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文化传播方面，智媒语境也为文化的扩散和渗透提供了新的逻辑向度，而红色文化作为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与发扬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智媒传播的浸染。

　　与传统媒体不同，智能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一方面，用户与媒体间的黏性更强。智能媒体能够与用户建立更加高效的连接，用户获取信息、进行反馈的实践活动都更加便捷。另一方面，“参与”成为智媒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词。智能媒体充分挖掘除专业媒体机构外个人用户的优质生产能力，内容生产过程不再专属于具备专业技能的精英群体，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更加“接地气”。

　　红色文化题材相对严肃，与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不够紧密，致使其传播效果收效甚微。因而，要想让红色文化在新的传播机制下焕发生机，首先，应将人民群众纳入传播者的范围，使其成为宣扬红色文化的身体力行者，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更好地入耳、入脑、入心。其次，红色文化的传播要贴合智媒时代的话语叙事。当下智媒体的受众群体逐步呈现年轻化的态势，年轻一代逐渐成为媒介实践的活跃主体，在公共媒体平台上拥有着主导话语权，成为各大媒体平台竞相争取的主力用户。红色文化的传播要符合年轻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采用年轻化的表达、个性化的内容以及流行化的形式等贴近用户心理，把握好其文化需求的特征与面向。最后，要注重内容优化。智媒技术发展带来的传播模式的革新与改变只能短期吸引用户驻足，平台的长期发展依然要依靠优质的内容输出。在新时代社会文化的需求取向之下，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已成为自身发展传承的必由之路。红色文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底蕴，是具有优质传播力的文本内容。因此，红色文化要积极开发媒体“新阵地”，拓宽其媒体传播渠道，依靠内容优势充实媒体平台的传播空间，架构起红色文化的传播体系。

　　在媒介技术的不断演进过程中，社会化媒体补偿了大众传媒社交功能的不足，而智能化媒体又对社会化媒体的连通与分发功能进行升级，[3]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以一种补偿性优势影响着人们的媒介选择与实践，当下智媒技术的应用所建构的媒体生态则构成了红色文化传播的时代语境，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创新思路。因此，红色文化的传播要与智媒时代的新特点相结合，更好地发挥其内容优势和文化力量。

　　二、智能分发：红色文化传播的技术动能

　　智媒时代信息传播的海量特性与手机个人终端的普适化改变了受众的信息接收与阅读习惯，催生了智能分发的技术运用与实践。智能分发是依托于智媒技术和大数据而形成的新传播模式，它颠覆了以往的传播规则，消弭了传播的边界，将传统编辑的分发权让渡于平台和算法。“算法”的概念来源于计算机领域，它是指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明确指示，是系统地描述问题解决的战略机制，[4]是智能分发的核心。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分发者与受众呈线性的单向联系，而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探寻用户需求成为各大媒体平台的市场主题，信息的播发形态正在发生深刻而长远的变革。因此，对于红色文化进行智能分发是刻不容缓的传播主题。

　　首先，对红色文化内容进行优化整合。在当下，海量的信息涌进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渐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互联网作为更加高维的空间，其信息采集的节点下沉，信息的展示形式更加变幻莫测、丰富多样，满足了受众多样化、细节化、多层次的需求。

　　红色文化也要依托新技术，优化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优势力量，在保持红色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丰富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其次，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造个性化服务平台，实现红色文化信息的精准推送。大数据将用户信息整合后形成完整的用户画像，建立起“个性化”“独特化”“精准化”的用户服务平台，对用户长期的媒介使用习惯与关注内容进行监测与追踪，为用户提供更符合其爱好和偏向的信息内容。红色文化的传播也要有因人而异的信息设定，为受众定制“私人化”的信息直通车，让红色文化的传播围绕其内核进行意义的再生产，广泛对接不同的受众群体，持续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再次，要增强平台用户的黏性与忠诚度。媒体平台要与用户建立稳定的关系链接，筛选出更加优质的用户群体，为其创设更为独特与个性化的用户体验。红色文化要充分利用媒体平台的受众识别与过滤技术，在保障受众忠诚度的同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优质的传播者，促进红色文化的持续传播和发扬。

　　最后，红色文化要强化符号意义的传播，凝聚价值共识。传播过程是一个传播者借助特定媒介符号与受众进行意义的传达与互通的过程。对红色文化而言，无论是红色建筑、红色家书、旗帜徽章等物质符号，还是红色标语、歌谣、戏曲以及长期革命、建设中凝结起来的精神符号，抑或是实践奋斗史和理论创新史等历史符号，都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符号资源，它们不仅仅是一种传播的载体，更是一种观念的外化，无不体现着红色思想的内涵与历程。因此，增强红色文化的符号化传播是促进其传承和发扬的途径之一，可以通过对红色文化符号进行智能化的分发实现受众对内容的认知与接受，逐渐强化红色文化的社会认同。

　　红色文化具有丰富鲜活的内容和外在表现形式，它所体现出的精神形态、实践形态和物质形态，即红色精神、红色历史和红色遗存，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诉求，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因而，我们更要善用大数据手段对红色文化进行传播效果监测分析，根据受众反馈不断调整、优化传播方式，在实践中摸索出契合文化特质的立体传播方案。

　　三、情境再现：红色文化传播的场景叙事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了“拟剧理论”，他认为社会就是舞台，教室、咖啡馆等物理隔离地点的空间概念就是场景[5]，而后，梅罗维茨从戈夫曼“拟剧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媒介场景理论”，将“场景”从固化的空间概念上升为“信息概念”，它包括技术、人和环境三个要素。智媒时代的到来，使得场景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效能的场景化对红色文化传播的叙事逻辑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混合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媒体越来越重视受众阅读的体验感，不断尝试真实场景的再造与重现。红色文化来源于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真实的实践故事，但囿于社会

　　生活环境的变化，人们很难对历史景观进行场景式书写，如何让历史场景在新时代活起来，智媒技术为其提供了可以借鉴和参考的路径，成为新时代红色文化叙事的场景逻辑。

　　首先，打破叙事的时空观念，重构“沉浸式”体验场景。由于传播能力有限，人们的传播活动大多发生在固定的时空场所，智媒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播框定的限制，使信息的互动更加立体。媒介联通传受双方，将他们置于同一虚拟空间之中，在这一空间中的信息传输与反馈活动构建起各种各样的叙事场景成为智媒传播的主要特征之一。线上虚拟空间的运用，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建构了更广阔、自由的空间。红色历史故事是红色文化最鲜活的载体，真实鲜活的故事浸润着红色文化的崇高性和神圣性，能够让人民群众厘清戏说，拒绝庸俗，崇尚英雄。智媒技术的运用可以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崇高的精神和价值内核，通过虚拟技术打造出鲜活的历史场景，让红色精神在影像的流动和沉浸的场景中强化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例如，打造出没有围墙的红色纪念馆和虚拟仿真“沉浸”体验馆，实现线上虚拟空间和线下真实体验的有机结合，提升红色文化的传播效能，增强其辨识度。同时，在“互动”和“服务”上下功夫，设置友好的交互界面和参与环节，如文化知识问答、一键换装、虚拟场景线上体验等，增强文化产品的趣味性和沉浸感。

　　其次，强化人民群众作为红色文化叙事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不仅仅是优秀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更是优秀精神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人。红色文化的叙事要明确坚持大众的主体地位，增强用户第一视角的代入感，将用户放置在第一人称的逻辑主体展开叙事的思维与实践，使用户由第三人称的局外观看者转变为第一视角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增强受众在场景中的体验感。新时代诠释红色文化，更要明确大众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以场景叙事为新视角，更新传播语态，探索年轻化、草根化、轻量化的文化传播路径，以更生动的形式、更亲和的叙事表达，让红色文化深入人民群众，营造出积极向上的传播氛围，进一步巩固壮大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核和影响力。

　　四、媒介记忆：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追溯

　　媒介记忆是以书信、建筑、碑文等载体作为符号而嵌入人类的记忆历程，并对个人的社会记忆与群体记忆产生影响。[6]新的传播景观之下，媒介记忆的形式有了更多元的表达，大众传媒的思维逻辑将记忆的方式数字化、影像化、故事化，突破了物质性载体传承的时间限度。红色文化的媒介记忆可以通过多元的记忆形式强化社会集体记忆的力度，一方面要注重物质性载体的保存与修缮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开辟红色文化记忆的新媒介形式，让红色文化长存于社会公众的集体记忆之中。作为凝聚着红色文化实践精神的中国革命故事，其媒介传承与演绎也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新时期传播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交叉与融合，推动着传媒形态的革新，为革命文化的传播延伸出新的方向，突破了物质性传播的束缚，给革命文化传播与传承提供了崭新的思路。[7]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红色革命故事有助于廓清历史虚无，树立崇高价值，塑造高尚人格，增强“四个自信”，坚守初心使命，进行伟大斗争。承载着

　　历史厚重和实践精神的红色文化通过媒介传播在历史演进与时代发展进程中浓缩成某种物质或精神符号，并在当下智媒传播的生态下持续强化其生命力与传播力。

　　杨·阿德曼曾说：“回忆文化则注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象是群体，其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8]红色文化最不可忘却的记忆就是永葆初心，铭记使命，这就涵摄出红色文化传播的两个面向：一是不能丢失红色文化的本质，重视其历史溯源和故事讲述;二是要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影响力，增强红色文化作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意识和信念。因此，红色文化的传播一是要建立起动态传播的机制，组织好符号化传播内容。创作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对红色活动、关键事件和红色人物的故居、活动场所、珍贵史料等进行修缮、保护和合理规划，制作动态宣传片等，优化展览设计和文化体验方式。二要超越历史场景，实现红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换，凝聚集体记忆。红色历史不能成为停留在过去的历史，而应当成为当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需要在情感纽带下对红色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以此唤起亿万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要保护好红色文化的历史遗迹，做好文化传播实体空间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利用，有效凝聚文化共识和集体共识。

　　再次，要增强平台用户的黏性与忠诚度。媒体平台要与用户建立稳定的关系链接，筛选出更加优质的用户群体，为其创设更为独特与个性化的用户体验。红色文化要充分利用媒体平台的受众识别与过滤技术，在保障受众忠诚度的同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优质的传播者，促进红色文化的持续传播和发扬。

　　最后，红色文化要强化符号意义的传播，凝聚价值共识。传播过程是一个传播者借助特定媒介符号与受众进行意义的传达与互通的过程。对红色文化而言，无论是红色建筑、红色家书、旗帜徽章等物质符号，还是红色标语、歌谣、戏曲以及长期革命、建设中凝结起来的精神符号，抑或是实践奋斗史和理论创新史等历史符号，都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符号资源，它们不仅仅是一种传播的载体，更是一种观念的外化，无不体现着红色思想的内涵与历程。因此，增强红色文化的符号化传播是促进其传承和发扬的途径之一，可以通过对红色文化符号进行智能化的分发实现受众对内容的认知与接受，逐渐强化红色文化的社会认同。

　　红色文化具有丰富鲜活的内容和外在表现形式，它所体现出的精神形态、实践形态和物质形态，即红色精神、红色历史和红色遗存，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诉求，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因而，我们更要善用大数据手段对红色文化进行传播效果监测分析，根据受众反馈不断调整、优化传播方式，在实践中摸索出契合文化特质的立体传播方案。

　　三、情境再现：红色文化传播的场景叙事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了“拟剧理论”，他认为社会就是舞台，教室、咖啡馆等物理隔离地点的空间概念就是场景[5]，而后，梅罗维茨从戈夫曼“拟剧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媒介场景理论”，将“场景”从固化的空间概念上升为“信息概念”，它包括技

　　术、人和环境三个要素。智媒时代的到来，使得场景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效能的场景化对红色文化传播的叙事逻辑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混合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媒体越来越重视受众阅读的体验感，不断尝试真实场景的再造与重现。红色文化来源于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真实的实践故事，但囿于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人们很难对历史景观进行场景式书写，如何让历史场景在新时代活起来，智媒技术为其提供了可以借鉴和参考的路径，成为新时代红色文化叙事的场景逻辑。

　　首先，打破叙事的时空观念，重构“沉浸式”体验场景。由于传播能力有限，人们的传播活动大多发生在固定的时空场所，智媒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播框定的限制，使信息的互动更加立体。媒介联通传受双方，将他们置于同一虚拟空间之中，在这一空间中的信息传输与反馈活动构建起各种各样的叙事场景成为智媒传播的主要特征之一。线上虚拟空间的运用，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建构了更广阔、自由的空间。红色历史故事是红色文化最鲜活的载体，真实鲜活的故事浸润着红色文化的崇高性和神圣性，能夠让人民群众厘清戏说，拒绝庸俗，崇尚英雄。智媒技术的运用可以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崇高的精神和价值内核，通过虚拟技术打造出鲜活的历史场景，让红色精神在影像的流动和沉浸的场景中强化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例如，打造出没有围墙的红色纪念馆和虚拟仿真“沉浸”体验馆，实现线上虚拟空间和线下真实体验的有机结合，提升红色文化的传播效能，增强其辨识度。同时，在“互动”和“服务”上下功夫，设置友好的交互界面和参与环节，如文化知识问答、一键换装、虚拟场景线上体验等，增强文化产品的趣味性和沉浸感。

　　其次，强化人民群众作为红色文化叙事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不仅仅是优秀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更是优秀精神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人。红色文化的叙事要明确坚持大众的主体地位，增强用户第一视角的代入感，将用户放置在第一人称的逻辑主体展开叙事的思维与实践，使用户由第三人称的局外观看者转变为第一视角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增强受众在场景中的体验感。新时代诠释红色文化，更要明确大众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以场景叙事为新视角，更新传播语态，探索年轻化、草根化、轻量化的文化传播路径，以更生动的形式、更亲和的叙事表达，让红色文化深入人民群众，营造出积极向上的传播氛围，进一步巩固壮大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核和影响力。

　　四、媒介记忆：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追溯

　　媒介记忆是以书信、建筑、碑文等载体作为符号而嵌入人类的记忆历程，并对个人的社会记忆与群体记忆产生影响。[6]新的传播景观之下，媒介记忆的形式有了更多元的表达，大众传媒的思维逻辑将记忆的方式数字化、影像化、故事化，突破了物质性载体传承的时间限度。红色文化的媒介记忆可以通过多元的记忆形式强化社会集体记忆的力度，一方面要注重物质性载体的保存与修缮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开辟红色文化记忆的新媒介形式，让红色文化长存于社会公众的集体记忆之中。作为凝聚着红色文化实践精神的中国革命故事，其媒介传承与演绎也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新时期传播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交叉与融合，推动着传媒形态

　　的革新，为革命文化的传播延伸出新的方向，突破了物质性传播的束缚，给革命文化传播与传承提供了崭新的思路。[7]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红色革命故事有助于廓清历史虚无，树立崇高价值，塑造高尚人格，增强“四个自信”，坚守初心使命，进行伟大斗争。承载着历史厚重和实践精神的红色文化通过媒介传播在历史演进与时代发展进程中浓缩成某种物质或精神符号，并在当下智媒传播的生态下持续强化其生命力与传播力。

　　杨·阿德曼曾说：“回忆文化则注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象是群体，其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8]红色文化最不可忘却的记忆就是永葆初心，铭记使命，这就涵摄出红色文化传播的两个面向：一是不能丢失红色文化的本质，重视其历史溯源和故事讲述;二是要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影响力，增强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意识和信念。因此，红色文化的传播一是要建立起动态传播的机制，组织好符号化传播内容。创作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对红色活动、关键事件和红色人物的故居、活动场所、珍贵史料等进行修缮、保护和合理规划，制作动态宣传片等，优化展览设计和文化体验方式。二要超越历史场景，实现红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换，凝聚集体记忆。红色历史不能成为停留在过去的历史，而应当成为当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需要在情感纽带下对红色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以此唤起亿万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要保护好红色文化的历史遗迹，做好文化传播实体空间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利用，有效凝聚文化共识和集体共识。

篇三：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作者：常凌翀

　　来源：《新闻论坛》2020年第03期

　　【内容提要】在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强力推动下，媒体智能化趋向愈发明显。在智能媒体时代，大学生群体是网络使用的主力军，而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提升与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并不同步，使得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成为公众重点关注的对象。本文全面梳理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分析归纳媒介素养教育现存问题，从容应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现实挑战，有效提出切实可行的提升路径，进而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水平。

　　【关键词】智媒时代

　　学生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

　　智媒时代悄然到来，以人为主导的传统媒介形态逐渐被打破，各种智能终端与新技术交互融合，推动传媒产业链的新变革，海量信息无差别化地通过各类媒体传播，整个社会呈现出“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的典型特征。在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到来之际，当代大学生作为活跃在新兴媒介中的“原住民”，呈现出一些独有的时代特征。随着“媒介融合化”“媒介多元化”进程的次第展开，媒介的内在价值已经远远超越其作为工具属性的表征存在价值，媒介进而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

　　现今社会新兴媒体层出不穷，信息接收者与传递者界限日渐模糊。而大学生“三观”尚未完全形成，还暂时缺乏独立判断与思辨的基本能力，导致他们对接收的信息全盘接受，限于自身的偏见和误解而产生误读、误用，进而酿成严重后果。以手机为例，作为一个交流工具，大学生既要认识到它带给现代生活的各种便利，也要觉察它的一些负面效应。通过总结和归纳，合理使用媒介，并借助这些信息更好地发展自身，这正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①。

　　一、智媒时代下大学生媒介素养面临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启动较早，但在国内除港台外尚处于起步阶段，教育和研究对象多以未成年人为主，常常忽视了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分析和提升。而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关系着国家未来发展。因而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探索强化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的途径和方法刻不容缓。智媒时代的到来要求我们以智媒新变革为背景，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以实证对比的研究方式不断总结出更为细致化、可操作、有针对性的中国式、本土化的媒介素养提升路径。

　　（一）对社交媒体的高度依赖与新媒体语境对大学生的反噬

　　智媒体时代不仅仅媒体工作者对于媒介信息进行传播与发布，普通公众也能借助大众媒体进行自主表达意见和态度，这就要求受众必须有更高的信息筛选能力、信息解析和综合能力。智媒时代的传播环境以其人性化、智能化、法制化和系统化加速融合构建多维度的媒体生态系统，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改造着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让大学生对价值体系与价值共识重新进行了打量与思考。手机、电脑等终端媒介设备上层出不穷的社交平台客户端、网络游戏牢牢吸引着大学生的目光。由于缺乏理性的自控能力，大学生极易迷失自我，经常出现“一刷抖音就是几个小时”“一追网剧就是大半夜”的现实窘况。快餐式的阅读方式也影响了大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使得他们难以集中大量时间和精力于某一具体事件上，学习效率大打折扣。更有甚者，因缺乏父母老师的有效监督，颠倒娱乐与学习的关系，成为手机的“工具人”，逐渐形成了网络依赖症。置身于媒介语境中的大学生，只有以互动讨论、模拟训练、亲身体验等形式参与到媒介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去，才能具备主动反思的媒介使命与行为，才能达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预期效果②。

　　随着大学生对网络依赖程度的加深，虚拟媒体将逐步侵蚀乃至把控大学生的思维观念，这背后的现实情况更为严峻。2011年出版的《科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人与外部的交互记忆，信息被存储在自身之外，我们更多的是记住信息的位置，而不是记住信息本身，这种现象被称为Google效应。“遇到问题，百度一下”“作业帮”等已经成为时下大学生们解决问题的惯用方式，“不用手机，我怎么学习”成为青少年和大学生们的学习常态。网络依赖症逐渐消解着大学生们对未知的探索能力、学习能力、理解能力、掌握能力，使他們形成依赖的思维惯性与思考惰性;网络搜索取代大脑记忆库，放空了他们的知识储备。当知识变得唾手可得、可以随意复制时，其价值就会为人们所低估，探索知识的路途也因此而变得索然无味;当懒惰、麻木、庸俗等心理抢占先机，大学生群体的活力优势、创新优势、高知优势将会不复存在，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也将陷入困境。

　　（二）对媒介信息的主动思辨与辨别信息能力不完全间的矛盾

　　大学时代正是青年大学生思想活跃的高峰期，大学生对外界事物的好奇心态也随之上升，体现在媒介素养上则是借助互联网等媒介，大学生主动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话题讨论，争取话语权，并积极创造与制作媒介信息，满足自己的多元化需求。大学生对于新兴事物的接受程度较高。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大学生对于预防病情采取的主动防控措施多数源自微博等新兴媒体，在危急时期体现出强大的配合度和凝聚力;同时大学生渴望表达自我、追求认同感，极易形成群聚形态，逐渐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创建自己的独立社区，形成自己特有的“小圈子”。同时大学生对信息的解读又具有一定思辨性，由传统的被动接受信息转向对信息的主动选择性接收，思考重点也从信息本身转向信息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次意涵。

　　纵观当下，不少新媒体受市场利益驱动，为满足公众恶俗趣味，获得更多点击率与知名度，罔顾企业主体责任，对新闻信息的选择有意趋向“商品化”“娱乐化”，助长平庸、肤浅的快餐式新闻大行其道，而湮没了那些具有思想文化深度的、但无法给予人直接快感的“消息补

　　药”，甚至任由不良信息、虚假消息汪洋恣肆。大众传播作为职业传播者沟通公众的重要载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起到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大学生通过接触媒体间接感知社会和了解世界，大众传媒提供的价值取向、道德判断无形中影响着大学生对社会事件的追问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不足，缺乏信息甄别能力，无法有效对信息进行合理评估和细致甄别，极易受虚假信息误导，甚至不自觉地被别有用心的信息传播者所利用，他们会刻意误导社会舆论风向，扭曲真相。这些都是需要大学生在接收分析媒介信息时提高警惕的。

　　（三）青年大学生群体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叛

　　青年亚文化的主体是青少年群体，是借助新兴传媒对已掌握主流社会话语权的成年人社会秩序的反叛，反映出青少年精神层面的媒介素养问题③。当代大学生在未成年时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媒介素养教育，加之成長过程中与父辈产生的逆反心理，强调自我文化消费内容和文化形式，容易导致亚文化的价值理念代替主流理念，从而对主流文化进行批判与颠覆，对成年人文化进行抵制，表现在网络上则是过度娱乐化，形成了以轻松自由代替严肃正经的文化氛围。模糊道德界限的固定思维，使不少学生因猎奇心理作祟，会不经意地浏览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这种思维未经正确的教育引导，经过十几年长久发展已然合理化，成为青年大学生观念里不可动摇的存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缺失使得一些大学生在面对大量新媒体信息时，区分和筛选信息的能力不强，批判意识薄弱，尤其对不良信息难以形成抵抗力④。

　　新兴媒体成为亚文化发展的理想场所，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接受和对传统教育方式的认同。大学生认同的是他们真正参与过的文化，这也导致大学生对虚拟媒介产生近乎“发泄”和“狂欢”的沉迷，但这事实上阻碍了大学生与社会主流文化间的交流，且长期沉迷娱乐化媒体，并不利于大学生自我媒介信息思辨能力和自控能力的培养，更会对高校教育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与挑战，进而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和育人效果。

　　二、大学生媒介素养提升的关键因素：媒介素养教育

　　智媒时代条件下，传播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越来越多的信息无差别化地通过各类媒体得以广泛传播，在思想上挣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大学生面对蜂拥而至的芜杂信息，往往缺乏正确筛选和合理使用，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

　　（一）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的扫描分析

　　当前，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状况不甚乐观，媒介素养教育严重滞后。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起初是为了避免青年一代在媒体使用时有效抵抗低水平满足，英国学者李维斯针对维护传统文化价值、批判大众传媒文化而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媒介素养教育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和推广。到了90年代，欧美国家更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青少年正规教育内容中。但纵观我国教育体系，“素质教育”并未得到

　　真正全面的普及，应试教育仍占据主流地位。各中小学极少提及媒介素养，更遑论涉及具体课程建设，而高校媒介素养教育长期处于理论学习和实证研究阶段，没有得到充足的教学实践机会，更多时候是部分大学生利用校园媒体资源自发进行媒介实践，没有得到相关的专业性指导。除针对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之外，高校极少提供深入探讨媒介素养的理论教学和课外实践活动。

　　智媒语境下，纷繁复杂的媒介信息滋生蔓延，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异质发展也趋于多元化，这些后现代特质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大学生群体在面临纷繁复杂的信息时，容易受到误导，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学习和成长时期，对外界信息的选择性接受与学习模仿必将为未来打下坚实的认知基础。网络直播中“早恋早孕”“未婚生子”的爆款视频多次登上平台热门，为大学生逃避学习、逃避责任提供无厘头借口。随着校园浮躁和攀比之风的兴起，大学生“校园贷”“裸贷”现象愈加严重，主体责任的缺失使“网络键盘侠”走向低龄化……种种现象表明，针对大学生群体展开媒介素养教育是新时期下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担当。

　　（二）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正当其时

　　青年大学生在校期间仍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社会的认识与理解不够理性和成熟。全面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自我认知能力和媒体信息驾驭能力，为人才培养在思想认知层面奠定良好基础。当在校大学生能够自主辨识新媒体语境下的众说纷纭，理性选择健康、合适的资源加以吸收并有效抵御不良信息侵袭时，校园文化氛围也就能因此得以净化。以高校为表率对社会不良风气进行打击遏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跟媒体有关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近年来，社会各界愈发意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一些一线城市如北京、深圳、上海的学校率先做出让媒介素养走入课堂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随着多媒体应用与现代网络建设在高校的普及，高校配备完善的校园网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展开提供诸多便利，同时，高校传媒教育研究理论也有了专业化、具体化的提升，传媒教育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不断成熟完善，加上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都能为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与此同时，各类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基地也在各省、市落地生根，联合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媒介素质教育，合力推动青年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

　　三、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对策和措施

　　（一）确立科学完善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建立以大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信息选择、识别能力、媒介表达能力为核心内容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对提高媒介素养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当然，要完成这样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与学校双管齐下，协同发力。一方面，政府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积极引导各大中小学校、各类教育管理机构科学构建媒介素养教育体系，整合公共资源，注重媒介素养工作者的教育培训，从制度上引起学校管理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高校应推进媒介素养课程多样化展开，将思政理论课教程融入大众媒体常识，将主流思想传授与自主信息获取渠道相结合，将个人宏愿融入社会洪流之中，这样既提高了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兴趣，又培育提升了学生的媒介素养;可以在原有教学教程体系基础上开设通识性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合理设计教学方案，增加大学生对媒介伦理的认知与专业性知识储备，提高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和思辨能力⑤。在课程教授过程中，教育者还要注意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进行因材施教。大学生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群体，教育者不能以简单的灌输模式传输自己对媒介素养的认知，而是要与他们进行互动，在教学中起到带头模范作用，与学生交流思想过程中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观念。

　　（三）青年大学生群体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叛

　　青年亚文化的主体是青少年群体，是借助新兴传媒对已掌握主流社会话语权的成年人社会秩序的反叛，反映出青少年精神层面的媒介素养问题③。当代大学生在未成年时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媒介素养教育，加之成长过程中与父辈产生的逆反心理，强调自我文化消费内容和文化形式，容易导致亚文化的价值理念代替主流理念，从而对主流文化进行批判与颠覆，对成年人文化进行抵制，表现在网络上则是过度娱乐化，形成了以轻松自由代替严肃正经的文化氛围。模糊道德界限的固定思维，使不少学生因猎奇心理作祟，会不经意地浏览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这种思维未经正确的教育引导，经过十几年长久发展已然合理化，成为青年大学生观念里不可动摇的存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缺失使得一些大学生在面对大量新媒体信息时，区分和筛选信息的能力不强，批判意识薄弱，尤其对不良信息难以形成抵抗力④。

　　新兴媒体成为亚文化发展的理想场所，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接受和对传统教育方式的认同。大学生认同的是他们真正参与过的文化，这也导致大学生对虚拟媒介产生近乎“发泄”和“狂欢”的沉迷，但这事实上阻碍了大学生与社会主流文化间的交流，且长期沉迷娱乐化媒体，并不利于大学生自我媒介信息思辨能力和自控能力的培养，更会对高校教育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与挑战，进而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和育人效果。

　　二、大学生媒介素养提升的关键因素：媒介素养教育

　　智媒时代条件下，传播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越来越多的信息无差别化地通过各类媒体得以广泛传播，在思想上挣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大学生面对蜂拥而至的芜杂信息，往往缺乏正确筛选和合理使用，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

　　（一）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的扫描分析

　　当前，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状况不甚乐观，媒介素养教育严重滞后。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起初是为了避免青年一代在媒体使用时有效抵抗低水平满足，英国学者李维斯针对维护传统文化价值、批判大众传媒文化而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媒介素养教育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和推广。到了90年代，欧美国家更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青少年正规教育内容中。但纵观我国教育体系，“素质教育”并未得到真正全面的普及，应试教育仍占据主流地位。各中小学极少提及媒介素养，更遑论涉及具体课程建设，而高校媒介素养教育长期处于理论学习和实证研究阶段，没有得到充足的教学实践机会，更多时候是部分大学生利用校园媒体资源自发进行媒介实践，没有得到相关的专业性指导。除针对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之外，高校极少提供深入探讨媒介素养的理论教学和课外实践活动。

　　智媒语境下，纷繁复杂的媒介信息滋生蔓延，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异质发展也趋于多元化，这些后现代特质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大学生群体在面临纷繁复杂的信息时，容易受到误导，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学习和成长时期，对外界信息的选择性接受与学习模仿必将为未来打下坚实的认知基础。网络直播中“早恋早孕”“未婚生子”的爆款视频多次登上平台热门，为大学生逃避学习、逃避责任提供无厘头借口。随着校园浮躁和攀比之风的兴起，大学生“校园贷”“裸贷”现象愈加严重，主体责任的缺失使“网络键盘侠”走向低龄化……种种现象表明，针对大学生群体展开媒介素养教育是新时期下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担当。

　　（二）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正当其时

　　青年大学生在校期间仍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社会的认识与理解不够理性和成熟。全面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自我认知能力和媒体信息驾驭能力，为人才培养在思想认知层面奠定良好基础。当在校大学生能够自主辨识新媒体语境下的众说纷纭，理性选择健康、合适的资源加以吸收并有效抵御不良信息侵袭时，校园文化氛围也就能因此得以净化。以高校为表率对社会不良风气进行打击遏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跟媒体有关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近年来，社会各界愈发意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一些一线城市如北京、深圳、上海的学校率先做出让媒介素养走入课堂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随着多媒体应用与现代网络建设在高校的普及，高校配备完善的校园网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展开提供诸多便利，同时，高校传媒教育研究理论也有了专业化、具体化的提升，传媒教育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不断成熟完善，加上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都能为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与此同时，各类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基地也在各省、市落地生根，联合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媒介素质教育，合力推动青年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

　　三、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对策和措施

　　（一）确立科學完善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建立以大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信息选择、识别能力、媒介表达能力为核心内容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对提高媒介素养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当然，要完成这样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与学校双管齐下，协同发力。一方面，政府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积极引导各大中小学校、各类教育管理机构科学构建媒介素养教育体系，整合公共资源，注重媒介素养工作者的教育培训，从制度上引起学校管理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高校应推进媒介素养课程多样化展开，将思政理论课教程融入大众媒体常识，将主流思想传授与自主信息获取渠道相结合，将个人宏愿融入社会洪流之中，这样既提高了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兴趣，又培育提升了学生的媒介素养;可以在原有教学教程体系基础上开设通识性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合理设计教学方案，增加大学生对媒介伦理的认知与专业性知识储备，提高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和思辨能力⑤。在课程教授过程中，教育者还要注意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进行因材施教。大学生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群体，教育者不能以简单的灌输模式传输自己对媒介素养的认知，而是要与他们进行互动，在教学中起到带头模范作用，与学生交流思想过程中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观念。

篇四：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论融媒体形态演进与智媒时代的开启

　　张成良;甘险峰

　　【摘

　　要】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打造一种以技术聚合为特征的融媒体形态,是媒介形态演进的需要,也是新兴媒介技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融媒体传播的时代性趋势,决定了智慧传收、关系偏向、形态多元化和技术驱动等融媒体传播特征的存在.以生态位视角考察融媒体形态演进,则其内在的竞争正让位于合作,进而形成媒介聚合演进的生态优势,媒介系统也不断趋向平衡与稳定.融媒体传播实质是泛化的智慧传播,强调收受者感官体验.人性化的智媒体验也带来了人际关系重构及人"去社会化"的生存体验.

　　【期刊名称】《中州学刊》

　　【年(卷),期】2017(000)00【总页数】5页(P168-172)

　　【关键词】融媒体形态;智媒时代;生态位

　　【作

　　者】张成良;甘险峰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文学院

　　烟台264025;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州510632【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206.3互联网，这种改变了既往传播范式的新兴媒体，无论在传播方式、传播主体还是在传播关系中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媒介形态的迅速扩张。罗

　　杰·菲德勒关于“传播的历史是‘越来越多’的历史”①的论断得以验证，其中，这“越来越多”的正是不断形成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单向度传播相比，新兴媒体的优势不仅在于其文本的兼容性，更在于它建构起即时传通的媒介新环境，在此环境下人与人、人与媒介的互动成为可能，传播也从单向度发展为双向乃至于多向度的非线性复合传播。关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区别，人们往往强调即时交互及非线性传播的特征。新兴媒体的特性还体现在即时传通回路的建构上，这不仅强化了媒介的外在特征与表现，更突出了媒介环境建设自身的意义所在。

　　关于大众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文化认同，罗伯特·洛根认为，大众媒体分享的是一个时代共同的情感空间，新兴媒体分享的则是共同认知空间②。可见，大众媒体强调文化认同的不断聚合，而新兴媒体则在聚合和拆分之间不断摇摆并产生新的平衡。

　　关于媒介形态的演进之路，立足于新兴媒体本位的莱文森认为，人创造媒介，并且选择媒介。生物进化论中，自然之手创造了万物，又选择适者驾驭自然；作为媒介演进的主导者，人类根据个体需要创造媒介并不断加以汰选。莱文森据此提出“共进共存”和“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理论③。事实上，媒介的演进从不以替代原有媒介为演进方向，而是在既有媒介基础上叠加式地向前发展，由此形成不断创新的媒介生态环境。媒介的“共进共存”并不代表着泥沙俱下的形态共在，而是经过人的选择后存续下来的媒介形态。事实上，我们感知到的只是强势媒介在不同时代技术改造后的“共进”形态，而非毫无进化选择的原生态本体。在媒介形态演进中，如电报、留声机、DVD等媒介都曾经影响过一个时代，虽然目前都退回到历史的角落，它们的技术基因却得以保留，在不断涌现的新兴媒体形态中时时呈现。因此“共进共存”并不意味着静态的叠加，而是选择与自我革新后的双向驱动。

　　如果说“人性化趋势”确定了媒介演进的趋势与方向，那么智媒时代的“全觉传收”则成为融媒体“人性化趋势”表征的一种范式。全觉传收④是对应于媒介融合符号意义上的技术聚合，由此形成收受者从语境模糊到清晰、从单一感官到全觉获取的立体传收模式。

　　从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到全媒体理论实践再到融媒体传播，伴随媒介文化产业扩张延伸的是学术界对于新兴媒体的思考过程。对融媒体的分析，不仅局限于媒介之间结构作用所带动的形态演进，还包含着带有显著人文色彩的历时性关注和思考。因此对融媒体传播的研究，首先应回溯到传播历史的原点，由此确定传播活动的本体、认知所形成的关系结构。具体说来，融媒体传播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单向传收发展为智慧传收

　　经历了早期的简单人际在场传播到传统媒体的单向度传播，再到互联网时期的交互式传播，传播回路日益趋向复杂化。传播特征实质揭示的正是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律性，从初始的人际传播到单向传播再到虚拟的交互传播，技术发展带动了传播人性化趋势的日益显著，在新媒体之后的新新媒体，也就是以大数据为主要技术特征的传播媒体，将会迎来智媒化传播。智媒化传播是融媒体形态演进的必然选择。智媒化时代意味着万物皆媒、人机合一以及自我进化这一智慧传播场景的实现。从智慧传收角度来看，智慧传播就是要整合既有的声觉、视觉传播，进一步延伸出触觉和味觉等传播，使人沉浸于传播环境中，全方位感受到传播活动的深刻影响。

　　2.媒介传播的内容偏向发展为“关系”的偏向

　　早期的信息传播中，媒介内容至关重要。可以说，内容传播是传统大众媒体安身立命的本钱。而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眼中，媒介传播的内容比起媒介形态自身的使用已变得无足轻重。因此，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强调媒介形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在对目前所处的媒介时代加以分析后，学者李沁认为沉浸传播强调以“人”为偏向，且“沉浸人的特征决定了互联网文明的特征”⑤。应该说，在人—媒介的关系结构中，沉浸传播以“人”为主要偏向的选择确立了泛在文明时代人的特殊价值。但事实上这仅仅考虑到人与媒介的关系层面，在融媒体传播时代，构成传播活动的要

　　素多元而复杂，除了人—媒介，还包括媒介—媒介、非媒介—媒介、人—人等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因此，要完整地思考融媒体时代的传播偏向，应该跨越“人”这一偏向性的要素结构，寻求一种更为广泛、具有普遍影响的传播偏向要素。事实上，媒介与人的偏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关系意义上的偏向。除此以外，媒介关系、人际关系、社会组织关系等均是在现有技术环境下不断激活的关系要素。激活的过程，实质就是一种释放社会关系网络中“人”的媒介性的过程。

　　3.传媒形态演进到融媒体多元形态

　　媒介微观上是人性的映射，介观上是关系的构成。新媒体强调的是社交关系的重构，据此形成具有自组织特性、与现实相对应的镜像结构：前一个断面上，线上的商务活动是线下结构的镜像，线上活动主导人们的现实行为；下一个断面则峰回路转，线下的物流传递是线上交易成功的镜像，是线上虚拟行为的现实接续。

　　媒介形态演进链条，从大众媒体绵延到全媒体，接续而来的是融媒体。融媒体传播，是对传统大众媒体之间、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新兴媒体与其他泛在媒体之间、新兴媒体与人之间形成协同作用以共同完成传播过程，是不断超越媒介边际所形成的不断聚合、持续延伸的动态媒介生态传播圈层。

　　4.新兴媒体技术成为融媒体形态演进的动因

　　从熵理论视角看，融媒体系统保持稳定，就要确保负熵的不断流入，使系统处在低熵环境中。媒介融合过程中，新兴媒体技术作为最直接的动力要素，不断为媒介关系作用注入新的动力。如移动媒体的出现、大数据技术的出现等，这些新兴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移动互联网使传播活动场景化，而场景入口能够确保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符号随时随地形成交互传播；大数据技术则为场景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数据资源及优化渠道。系统内负熵流入的前提是系统边际的开放，众所周知，融媒体传播的边界从“软边界”发展到“无边界”，为技术打通融媒体系统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也符合耗散结构理论及其特征。此外，媒介融合过程中部

　　分媒介的兴衰，也是在系统内部要素自组织作用下完成的。

　　融媒体传播不仅是媒介融合过程中简单的传播活动，而且反映着以新兴媒体为主导的新社会秩序的到来。如果说传统媒体向早期的网络新兴媒体演进只是在不断完善传播的回路、形成一个各要素能够充分调动以完成交互传播系统的话，那么融媒体传播则是无限开放各传播系统边际、使一切社会元素媒介化、以此完成从泛媒体向超媒体演进的过程。

　　融媒体正在着力建构“一个超越历史上全部既有知识的平台，在其上演绎出一幅全球化、个人化、现代化、社会化、信息化交相融合、此起彼伏的宏伟动人图景”，“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知识机制、价值规律、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社会化生产要素，它既具有继承人类过去的本能，更具有开辟未来、突破创新的天性”。⑥媒介的融合式生存诱发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促成了传播过程中“全觉传收”的实现。媒介技术的人性化发展一方面将“人”推向传播的核心位置，另一方面也使人成为媒介传播的组成部分。融合式生存诱发思维方式的改变伴随着媒介属性的发展，从线性媒介到非线性媒介再到系统媒介，逐渐形成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最后到系统性思维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从被动接受到博弈再到逻辑组织这样一个思维的演进中，思维处在一个不断动态优化的过程。融媒体传播，正是催生系统性思维、使之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做出调整的传播活动。

　　1.满足理论支撑起媒介生态位的融媒体发展群落

　　生态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将生态学思想引入人类社会学的研究，曾经出现过两次热潮。第一次是20世纪的前半叶，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在研究中开始使用生态学概念，这次热潮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第二次热潮是对生态学理论的系统引入，起源于汉纳和弗里曼，他们将种群生态学概念引入人类组织的研究中，使生态学概念得以系统地从竞争与共存的角度作用于人类社会学。考虑到生态位对于资源与空间占用的关系作用，因此社会学中能够关涉系统内不同

　　种群作用关系的都可以作为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媒介生态位有两个维度的考察：一个是受众的视角，一个是媒介产业的视角。受众的视角主要通过受众寻求满足并以获得报偿为条件。人类媒介需求获得满足的机会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体或群体的时空定位。例如，电影要到院线场所去看，电视可以在家里的客厅观看。一个人一整天的时空定位强烈地影响到他可以使用媒介的数量和时间，也就是获得的“满足机会”⑦。帕姆格林、温纳和雷伯恩提出了“寻求的满足”和“获得的满足”概念⑧，并对二者的区别加以分析。“寻求的满足”强调的是“期待”(expectation)，“获得的满足”是媒介使用所获得的满意度。

　　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形态对比中，可以看到满足机会与时间使用之间的关系作用。报纸、广播、电视作为线性传播媒介时间的约束性很难调和，人们与媒介的黏着关系是人对于媒介传播时间的绝对遵从。对此，迪米克和瓦尔施莱格认为“新媒体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或使时间消耗更具备可控性，或两者兼而有之”⑨。显然，新媒体可以提供更自由的使用时间，因此“满足机会”获得报偿的可能性更高。融媒体强调突破媒介形态限制，通过无处不在的场景入口，随时随地获得可供选择的任何信息，可见“满足机会”获得报偿的概率更高。由海量信息整合计算所获得的信息往往是立体和智慧化的，这是“满足机会”之外的“补偿性”媒介满足，提高了场景使用的满意度。

　　2.融媒体演进使生态位从竞争走向合作

　　在社会复杂系统环境中，媒介由具有高度智能和控制能力的人类操纵，媒介的生态位之争可以看作是媒介种群之间以及媒介种群内部的竞争。任何媒介形态都在其所属的“媒介种群”中占据着竞争后形成的特定生态位宽度。

　　一种新兴媒体兴起后，其生态位宽度与前在媒介之间必然出现高度重叠，势必会加剧媒介之间的竞争态势。而改变竞争态势的方向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媒介的自适

　　应演进。随着新兴媒体根据自身形态摸索出与众不同的信息生产传播方式，以此替代媒介之间的生态位重叠部分，竞争就此减弱。二是新兴媒体向系统外扩张。这种生态位作用跨越了媒介系统，与媒介系统外的其他系统置换生态位，如新兴媒体与金融、体育、卫生、医疗等系统的合作，在未改变媒介系统原始生态位的前提下充分拓展了自己的生态位宽度。三是以新兴媒体为核心的融媒体传播系统建构。融媒体传播系统建设，在承认既有的媒介生态位重叠所引发竞争的基础上，根据媒介形态特征推进媒介融合，形成大数据技术支撑的、具有智慧传播特征的融媒体传播格局。这三种改变媒介竞合关系的路径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同时作用，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生态竞合关系，促进媒介之间由竞争逐渐走向合作。

　　融媒体的生态位研究强调了以生物学研究视角对处在系统内具有相关性的组织要素的相互作用加以考虑，由此确定特定媒介形态在这一环境中所获得的产生与发展的条件。这里把媒介形态比喻为物种，融媒体形态则表示同一系统内参与媒介融合且发生化学作用的具体媒介的构成，新兴媒体形态与传统媒介形态在共生的环境中，通过竞争合作、相互融合发展，共同构成了媒介生态系统。⑩从媒介融合进程可见，媒介生态系统本身也不断演进，其生态位关系也从初始的报纸种群、广播种群、电视种群、互联网种群和移动互联网种群向着融媒体种群、非融媒体种群的简单关系过渡。据此，我们建构了图1所示的融媒体传播生态位组织架构。

　　从图1中的生态位关系可见，在媒介组织架构中，影响融媒体传播系统的组织主要是媒介技术系统和专门组织系统，媒介技术系统同时影响到泛媒体系统，进而影响到媒介系统生态位；而专门组织系统则对组织功能和社会关系两方面产生影响。融媒体形态是带有显著的系统媒介特征的智慧化作用过程。基于这样的分析理念，我们把媒介组织架构分成泛在组织架构和内在自组织架构。

　　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在社会组织系统、媒介系统的共同作用下，融媒体置身于复杂社会环境中，其所带动的媒介竞争关系不断简化，最终形成融媒体和非融媒体

　　形态，促成了媒介之间的合作关系。从社会系统视角来看，媒介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竞合关系被不断强化，推动媒介种群整体的延伸。也就是说，处在边际开放的系统中，媒介生态位移是显而易见的，系统开放是新兴媒体的特征，更是融媒体传播的前提条件。通过开放系统，媒介系统采取“互联网+”的扩张策略，不断填补不同“生态位”中间的“孔隙”，以实现融媒体形态的强势发展。与此同时，媒介系统内部的生态位竞争让位于合作，由此形成媒介聚合演进的生态优势。

　　综上所述，以社会环境变化为背景的媒介生态要实现和谐发展，必然要走一条减少种群之间竞争关系，加强媒介种群之间、媒介种群与社会其他产业种群之间的融合共进之路。在此基础上，媒介生态系统的演化才能不断趋向于平衡与稳定。

　　正如新兴媒体形态不断延异成另一种新兴媒体一样，新兴媒体从来不会停止它演进的步伐和节奏，这也是未来媒介生态存在无限可能的根源所在。新兴媒体的兴起和演进带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繁荣，各种隐喻、假说也不断推陈出新。

　　“媒介的形态决定人类社会形态”，这是麦克卢汉媒介技术史观的基本原理。遵循这一原理，人类的演化趋势是“个体化—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重新个体化”，传播演进对应的则是“自我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泛众传播—自我传播”，进一步对应的媒介形态演进是“前在媒体(人体)—原始媒体—大众媒体—泛媒体(全媒体)—超媒体”。媒介的兴起，实质就是一场平民化的社会关系演进运动。由此可见，媒介形态决定人类社会形态，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泛媒体时代传播活动和对象显然都是分化的，新兴媒体与大众媒体之间既存在着竞合关系，也通过媒介融合寻求一条走向超媒体时代的标准路径。其中，融媒体是泛媒体走向超媒体的必经之路。融媒体实质是泛媒体在赋能技术下系统性结构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当前媒介融合的基本思路和方向，也是建设能够链接所有社会关系的超媒体时代的一个起点。

　　融媒体传播实质是泛化的智慧传播，也是系统的全觉传播，强调本体的感官体验，因此学者提出沉浸传播的概念。沉浸传播的核心指向是大数据环境对人的关系作用，也由此区别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分众传播。沉浸传播倾向于拟态环境的创设，不论是虚拟现实(VR)的技术生态环境建构，还是“遥在”人际关系的在线链接，都超越了现实环境的存在。事实上，沉浸传播还存在于媒介关系作用中，是媒介系统在技术支撑下的智慧传播。新媒体通过赋能技术作用于不同产业，实现媒介形态的泛化与增殖。随着传播本体超越了信息传通的框架，一种无处不在的泛化形态开始出现。媒介传播从组织行为到去组织行为再到自在组织行为，通过大数据运算完成信息推送。其中，传感器既是信息捕捉节点，也是信息传通的端口。智慧化传播是无处不在的传感器组合成泛媒体矩阵的扩展与链接，更是融媒体形态的逆向选择和淘汰。在这个意义上看，融媒体只是媒介形态演进中无法结构化的过程节点，其后现代的延异特征注定了融媒体的脚步将渐行渐远。

　　沉浸传播作为泛媒体时代人与媒介关系作用而存在的传播方式，从人性的角度看，是人性化的智媒体验。然而，对于个体来说，这恰恰意味着人际关系的重构，使人陷于不断远离社会背景的“去社会化”环境。

　　从人类传播发展的回路来看，传播经历的圈层是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光怪陆离的世界放大了我们的视野，从家到天下到世界宇宙，这种放大让我们开始感受到处在芸芸众生之中的孤独。于是在新兴媒体作用下，我们的传播圈层开始收缩，趋向于部落化，再到个体化。人们从全景式监狱跳脱后随即进入共景式监狱。共景式监狱显然是泛化的社会关系写照。沉浸传播让共景式监狱的范围不断回缩，直到禁锢个体的心灵。媒介的个性解放所引起的“去社会化”将一直持续下去，智慧生存换来的必将是社会关系的逐渐崩解。

　　当然，眼下若干年内，我们会不断受惠于新兴媒体技术带来的红利，衣食住行也将因为融媒体传播而变得智慧化。融媒体形态将联结一切，形成无所不包的社会智媒化传播系统。身处其中，我们不仅被媒介形态化，也必将成为融媒体推动和演进的一个重要节点。

　　注释

　　①[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2页。②[美]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0页。③[美]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第2版)》，何道宽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序第17页。④全觉传收概念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杨保军教授提出的。他认为，“当不断更新的传收界面持续中介我们的生活世界时，全觉传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贯穿人们的社会生活、更新社会文化的结构方式、表现方式”，全觉传收“更加符合人类交往交流的自然状态，更加符合人类自在自发的交往交流方式”。参见杨保军、张成良：《论新兴媒介形态演进规律》，《编辑之友》2016年第8期。⑤李沁：《泛在时代的“传播的偏向”及其文明特征》，《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5期。⑥李怀亮：《新媒体：竞合与共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1页。⑦[美]约翰·W.迪米克：《媒介竞争与共存：生态位理论》，王春枝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页。⑧PhilipPalmgreen,LawrenceA.Wenner,J.D.Rayburn.Relationsbetweengratificationssoughtandobtained:Astudyoftelevisionnews.CommunicationResearch,1980,Vol.7,No.2,pp.161-192.⑨JohnDimmick,MikeWallschlaeger.Measuring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Acasestudyofnewmediaventuresbytelevisionnetworkparentcompanies.JournalofBroadcastingandElectronicMedia,1986,Vol.30,No.1,pp.1-14.⑩张成良：《新媒体素养论：理念、范畴、途径》，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0页。丁鸿富、虞富洋、陈平：《社会生态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ClareDalton.AnEssayintheDeconstructionofContractDoctrines.YaleLawJournal,1985,Vol.94,No.5,

　　pp.997-1114.李沁：《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13页。李沁：《沉浸传播的形态特征研究》，《现代传播》2013年第2期。在共景监狱的社会模式中，已经不再是个体瞭望塔对众人的监视，取而代之的是众人对个体的凝视与控制。他们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了，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控制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试图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所实现的社会管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Abstract:Itistheneedoftheevolutionofmediamorphatoconstructaconvergentmediacommunitycharacterizedbypolymerizationtechnology.Thisisalsoaninevitabletrendofnewmediatechnologydevelopment.Thetrendofmediaconvergenteradeterminesthecharacteristicsofthemediacommunication,suchassmartcommunication,relationshipbias,diversificationofformsandtechnologydriving.Fromthepointofviewofecology,thenichecompetitionwillgiveplacetocooperation,thusformingtheecologicaladvantagesofmediaconvergence,andthemediasystemtendstoreachabalanceandstability.Inessence,convergentmediacommunicationisageneralizationofintellectualcommunication,anditemphasizestherecipient′ssensoryexperience.Humanisticmediaexperiencealsobringsaboutthereconstructionof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andhuman′sde-socializationsurvivalexperience.Keywords:convergentmedia;smartmediaera;ecologicalniche

篇五：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视听传播的挑战与机遇

　　作者：许晶

　　来源：《新闻论坛》2021年第01期

　　第六届视听传播高峰论坛暨第二届网络文明建设高端论坛近期在海南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全球修辞学会-视听传播学会和海南师范大学主办、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承办。来自国内的近50位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网络文明建设”“智媒时代的视频直播”“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视听传播”“智媒时代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与谣言治理”四项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此次论坛主题鲜明，学术研讨和实践考察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启发性的学术成果，对做好智媒时代的视听传播、推动网络文明建设、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一、智媒时代的视听传播与网络文明建设：新关注与新追问

　　全球修辞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汝东教授在《论我国当代媒介文明发展的新趋势》的致辞中指出，我国当代媒介发展取得了新成就，媒介类型不断丰富，媒介主体迅速扩大，媒介时空大大浓缩，呈现出新的媒介格局，媒介文明進行了新的转型，逐渐向智能文明、量子文明时代发展。陈教授认为，分析研究我国当代媒介文明发展的新成就、新格局、新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随着新的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技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修辞学会-视听传播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宫承波教授在题为《走出智能传播的伦理迷途》的主旨演讲中分析了智能传播中出现的异化问题，宫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人工智能伦理学问题，只有改进现有的伦理体系，以人为本，将技术伦理纳入传播伦理，才能走出智能传播的伦理迷途。

　　技术推动了视听传播的发展，却带来情感缺失、人文色彩不足的问题。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院长何海翔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兴起，信息传播方式趋向智能化，公众的认知、态度和情绪等成为信息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媒介心理学的共情传播逐渐获得关注与应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的李焕征教授认为中国美食纪录片之所以在国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了观众共鸣，主要原因是这类纪录片在受众研判、话语建构、传播策略等方面注重和讲究修辞技巧，从而提升了对外传播的效果。中国传媒大学培训学院的李再军教授强调认知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传播不仅仅是“科学信息”的传播，同样也是“情绪与感情、立场与态度、焦虑与烦恼、痛苦与喜悦”的传递。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吴来安教授，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营造的封闭场域中广告行业变化的观察，分析了广告各要素的变化、营销变革和伦理边界，为探索未来广告的创新路径提供了新思路。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裴永刚教授从社交媒体时代疫情舆论

　　引导的角度，分析了社交媒体框架下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交媒体时代，正确高效的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仅靠一方力量很难完成，需要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从政府、媒体、网络意见领袖以及网民自身出发，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北京广播电视台编辑葛文捷以广播剧为例，探究了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广播作为应急新闻传播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把突发事件的过程和第一现场的瞬间及时地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对及时救援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具有重要作用。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曾晓苹副教授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B站视听作品为例，深入探讨了二次元视听叙事的内在机制以及与疫情相关的视听作品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和参与社会进程中的作用。

　　二、新媒体、新形态：理论探索与价值引领

　　智媒时代，传播媒介不断丰富，短视频作为重要的载体，为视听传播注入了新活力。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智华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只有充分利用网络传播优势，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才能将中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功向国外传播，与不同文明交流与融合。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宁海林教授在发言中表示，卫健类政务短视频在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传播技巧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需要政界、业界、学界共同努力去关注、去探索，切实提升其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及公信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学院副院长董玉芝教授提出从戏仿角度深入分析短视频，戏仿重构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戏仿者网络性别差异与参与差距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短视频时代，传统的电视剧、新兴的网剧如何实现其传播价值，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异质文化领域也是本次论坛关注的话题。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副院长张厚远副教授分享了短视频时代主旋律电视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引导的创新路径与方法。燕京理工学院传媒学院朱竞娅副教授从受众需求、社会需求、悬疑属性、新媒体平台等多视角全面探讨了悬疑题材网剧的传播策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月月分析了5G时代网红文化消费的发展现状，她在发言中探讨了网红文化消费的内在理论与媒介逻辑，提出了网红文化消费甄选与引导的策略与方法。艾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春一分享了大数据时代的可视化新闻实践，介绍了云制作软件在全媒体人才培养中的应用情况。

　　三、媒体融合：现实关注与路径探索

　　媒体融合是视听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红秀教授在题为《中国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产业策略》的发言中指出，广播电视媒体融合是全要素融合，广播电视媒体要在产业政策、人才保障、技术创新等方面全面布局、点面衔接，才能达到深度融合的真正目的。

　　除了媒体融合，新的媒介形态、新的传播方式也是本次视听传播高峰论坛关注的话题。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中心主任刘雯以时政Vlog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传统主流媒体迈向新媒体场域的话语转向。西南大学文学院田义贵教授认为网络院线作为电影产业放映终端的新样式可以分解产业集中霸权并促成新的权力产生，从而维持一种趋于公平的电影文化环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张建平副教授认为，融合创新发展成为时代发展潮流，运用信息场域理论解读城乡二元结构，为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城乡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电广传媒系姚宝权副教授和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勇副教授提出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及路径。他们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基层的新型传播平台需要利用自身政府组织、媒体组织及企业组织的角色，扎根乡村社会，在融入城乡社会的基础上，嵌入县域社会日常生产、生活，才能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提升媒体服务水平。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孙宇以虚拟人物才艺竞演节目《跨次元新星》为例，展现了虚拟偶像与综艺节目的深入融合，分析了视听节目的形态变革与文化转向。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曦梳理了听觉媒体的发展历程，分析了音频广告在不同空间、不同传播模式下演变出的新型样态和特点。

　　此外，有的学者还对智媒时代如何提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进行了探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兵娟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中医药文化符号不仅能够在中华民族内部进一步凝聚共识，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凸显和提升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而且有助于实现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李然忠研究员在题为《美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与中国的借鉴》中提出要想做好对外文化传播，要借助中国的科技优势，打造强大的传媒企业，勇于创新传播策略，积极推动民间文化交流。

　　总之，参加本届高峰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认真分析探讨了智媒时代视听传播的发展态势和当前网络文明建设的现状、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机遇。此届视听传播高峰论坛取得的学术成果，对智媒时代视听传播的创新发展和中国网络文明建设、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

　　作者简介：许晶，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副教授

　　编辑：徐

　　峰

篇六：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下电视媒体的跨文化传播

　　作者：刘晓璐

　　来源：《记者观察·下旬刊》2020年第11期

　　摘要：随着全球化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开始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听到中国声音，希望听到中国故事。同时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丝绸之路”“睦邻惠邻”等政策，周围各国对中国的发展形势也更加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新媒体就必须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从而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关注中国。在本文中，笔者将以央视俄语频道为例，从多个角度探讨在智媒时代下电视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关键词：智媒时代;电视媒体;跨文化传播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电视是各国进行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体，成为了各国宣传自身民族文化、接收外来文化的主要平台。但是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我国的电视媒体起步较晚，主流平台上也都是西方媒体较为活跃，这样一来既减少了西方民众对中国了解的机会，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观众的价值观。因此我国媒体部门必须采取相关措施，来应对全球激烈的媒体竞争，提升国家形象。

　　一、跨文化传播需要注重“本土化”

　　根据国外收听观众的本地特色、收看习惯和生活习俗等因素，为国外观众量身打造相关节目，注重电视媒体的“本地化”是当前跨文化交流部门所采取的主要策略。由于电视节目“入乡随俗”的特点，其表现形式、拍摄手法更容易被国外地区的观众所接受，因此也就受到更多的欢迎。以央视的俄语频道为例，其“本土化”设置主要从节目策划、影视拍摄、后期制作及推广营销几方面与俄语地区展开深入合作，进一步满足俄语地区观众的观赏兴趣。在对外合作交流方面，央视俄语频道与国外有关部门形成了制作人员互访、拍摄组互换、双方联合制作节目等合作交流形式，进一步丰富了其电视节目的内容。例如，央视俄语频道与俄罗斯媒体开展节目互换等交流合作;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家的媒体互换节目组，开展人员互访、合办节目等合作形式。

　　2014年央视俄语频道播出了一档新闻类节目《欧亚新闻联播》。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新闻播报形式，该节目与其他周边欧亚国家的新闻媒体进行了深入交流与合作，体现了一种信息集中、资源共享的全新创作模式，为我国跨文化传播领域开辟了新篇章。央视俄语频道借助其他媒体收集的素材，以中国角度讲述故事，同时考虑不同地区受众的观赏需求，编排出适用于电视和其他媒体的不同版本，提高了节目效果，受到观众的强烈喜爱。《欧亚新闻联播》节目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观赏性，不仅填补了俄语地区这类节目的空白，丰富了群众的观看体验，也在周边国家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提高了国际形象。

　　二、跨文化传播要具备主体视点

　　所有媒体的传播都具有主观视点，对于从事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央视国际频道而言，其主观视点的确立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要确立的主体性视点就是中国人的视点。作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国际频道，必须要体现的就是中国角度。為此央视俄语频道打造了一系列电视电影、纪录片、人物访谈和综艺类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出中国特色。其中最为成功的案例就是《问与答》，每期借助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回答外国网友关于中国制度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教育方面、习俗方面等多角度的问题，解答外国观众的疑问。

　　其次，还要加强中国对外宣传的视点。在将来的工作安排中，中国对外交流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节目要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不仅要体现出国际化的意识，更要在不同的事件中坚持自己的特质和原则。以央视俄语频道为例，主打新闻类节目，同时开设综合类、财经类新闻栏目，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力。

　　最后，还要体现中国电视媒体的观点。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报道中，央视俄语频道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跟踪报道，报道角度呈多元化趋向，体现了其宣传理念的转变。但是在报道内容和形式上缺乏一定的专一性，没有形成系统的格局，针对俄语地区的报道内容极少，未能凸显出该频道俄语内容的特色。“媒介事件”是展示不同媒体实力的综合体现，也是不同媒体提升自身形象、扩大影响力的绝佳机会。因此我国参与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国际媒体应当组织好自身的“媒介事件”，进一步树立好自身的媒体形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增强影响力与号召力。

　　三、立足新旧媒体进行多平台传播

　　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媒体的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当前电视节目主要分为传统形式和新媒体两种形式，传统形式依旧以电视为主要传播渠道，而新媒体则以手机、平板和电脑等互联网终端为媒介进行传播。因此对外节目具体的播出效果主要受节目的播出形式、观众的收视习惯以及传播渠道等几个因素影响。但是观察当前各类电视节目的发展形势，短时间内新媒体并不会代替传统形式的节目传播，而是两种形式互相补充，深度融合，从而共同发展。英国《经济学人》中有文章指出，在科技发达的新时代，传统形式的媒体只有坚持做出观点明确、内容详实的节目，才能够存活下去。不同媒体有自身的定位和优势，传统媒体主要做新闻采访类节目，获取专业领域内的一手信息;新媒体则通过分析观众的兴趣，做出符合观众需要的节目，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由上述分析可得，央视俄语频道在针对俄语地区制作相关的电视节目时，要充分借助不同媒介的优势，制作针对不同媒体形式的传播内容，才能提高节目的播出效果。为促进我国政府“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政策的顺利开展，央视俄语频道开播的全新新闻类电视节目《欧亚新闻

　　联播》，加强了与欧亚各国媒体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具有传统媒体的时效性，还加强了在新媒体方面与观众的互动，打破了不同形式媒介之间的壁垒，同时内容方面包含了欧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时政、经济与文化新闻，极大地增强了播出效果。

　　四、利用社交网络进行国际传播

　　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各个国家传统电视台和网络电视台合二为一已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受限于当前网络系统的设备成本、技术难度、推广方式及观众认可度等因素，网络电视台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然而在受众国中，部分电视节目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么由此得出可以转变电视节目的发展模式，借助社交网络进行内容传播，其主要优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传播突破了传统方式的地域局限。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触到网络，网络上没有现实世界中复杂的政策限制。加之互联网商业资本的进入，互联网呈井喷式发展，几乎世界各地都有互联网的覆盖，每个人只要接上网络就能与世界对话。极其便利的互联网为电视节目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在国内就可以将制作好的电视节目上传，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覆盖互联网的地方，人们都可以打开对应的网站收看节目。这样一来，电视节目真正意义上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因为我们无需再像传统节目那样规避各種限制，进行各种谈判，节省了节目组的时间和精力，可提高节目产品的质量。

　　第二，对于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国际频道，只有关注我国最新动态或是对我国感兴趣的观众才会选择收看，因此在电视节目播送的过程中，可以专门定位这部分群体进行精准投放，这就是社交网络为电视节目的传播进行的首次贡献。收到电视节目投放的群体为受众的第一类群体，如果他们对节目内容感到满意，就会在其社交网络上进行分享，吸引潜在受众前来观看，为电视节目构建第二类受众群体，如此不断反复转发分享、收看关注，就会不断扩大受众基础，增加节目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这就是社交网络为电视节目传播所做出的又一次贡献。

　　第三，社交网络具有便捷性、交互性的特点，不仅为电视节目的海外传播和精准投放提供了有利条件，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电视节目的质量。在传统形式的电视节目中，因时间、地点、政策和资金等因素的限制，没有办法全面了解受众国观众的收看习惯和对不同节目的接受程度，没有办法了解不同地区最新事态的进展，也没有办法及时对观众的观后意见做出反馈，总之不能最大程度满足受众群体的观看需求。但是新媒体借助互联网平台即时性、交互性等优点，可以在节目制作之前通过网络问卷进行数据收集，了解观众的兴趣点。在节目播送之前，在各个平台进行推广展示，吸引更多观众的兴趣。在节目播送之后，通过论坛等平台加强与观众的沟通交流，对观众的意见及时做出反馈，从而在后期的节目中得到改善与提高。

　　五、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各国的信息媒体竞争更加激烈，电视节目作为中国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合作的主要媒介，应当与时俱进，积极创新节目内容，优化节目形式，不断提高节目质量，在国际媒体的大舞台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力量。央视俄语频道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其传播形式和内容体现等方面还有待提高，相信随着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该频道一定会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不断扩大，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篇七：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重新定义智媒时代：内容2.0的变革趋势及创新要素

　　作者：张琛

　　来源：《出版广角》2019年第09期

　　【摘

　　要】

　　智能媒体是科技和媒体融合的产物，受到它的影响，智媒时代的概念正逐渐被重新定义。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使媒体有了快速发布信息和定向传播的可能，而高度智能化的新媒介平台为内容生产的创新带来更多可能性，由此也引发了媒体的三种转变。一是从受众思维到用户思维的转变;二是从内容生产到信息服务的转变;三是从传统发行、点播方式到新内容分发系统的转变。这些整个媒体行业的突破性进展，解决了很多实际的业务问题。在知识产权开发、新媒体算法推荐和垂直领域的细分上，智能技术作为一种重要手段正在替代人工完成大量的工作，而未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必将迎来更大的变化。

　　【关;键;词】智能媒体;信息服务;算法推荐;垂直领域细分

　　【作者单位】张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工作站。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09.00一、重新定义：智媒时代的概念及特征

篇八：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智媒时代新闻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作者：彭溢

　　来源：《新闻传播》2018年第09期

　　【摘要】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新闻行业已经经过了专业机构传播的门户网站时代、用户参与的Web2.0时代和自媒体大行其道的众媒时代，现在进入到人机共生的智媒时代。那么智媒体发展对新闻行业带来哪些挑战，是否创造了新的机遇，新闻行业从业者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与机遇，本文将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智媒时代；机器写作；人工智能；生态重构

　　2017年8月8日，在四川九寨沟发生地震后仅25秒，人们就收到了相关信息播报。最先发布消息的，竟是中国地震台的一个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人。这一细节反映出机器已经开始在新闻领域深度参与，也显示着智媒时代的来临。本文将重点探讨智媒时代新闻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一、智媒时代的特点和演进趋势

　　（一）智媒体时代的特点

　　智媒是指以人工智能、物联网、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为基础的媒体内容生成和传播方式及过程，智媒体实现了人与内容、人与人、人与服务、人与环境的自然连接。智媒体时代具有以下三大特征：万物皆媒，过去的媒体是以人为主导的，智媒时代机器可能媒体化；人机合一，智能化机器人将与人的智慧融合，构建媒体业务新模式；自我进化，人机合一的媒体具备自我进化的能力，机器能洞察人心，人能驾驭机器，互为推动。传统媒体行业的边界在消失，格局在重塑。

　　（二）智媒时代的演进趋势

　　从目前来看，机器算法正在改变新闻媒体信息分发机制，提升内容与读者个性化匹配程度，如今日头条。从中期来看，一方面，数据挖掘等技术正不断促进机器写作能力的升级，大大拓展了自动写作的边界，2017年四篇机器人创作的小说参加了文学奖“星新一奖”的角逐，在评审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中部分作品通过了初审。另一方面，以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为代表的新技术迭代，将为新闻内容生产与呈现提供全新想象空间。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将实现媒体全链条渗透，推进生态重构。在未来，机器智能与人类将通过互相学习、共同升级，最终完成智媒革命。

　　二、智媒体对新闻行业的影响分析

篇九：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新闻业技术生态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想象

　　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新闻学博士生学术年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以“智能·全景·未来想象”为主题，下设八个分论坛，主要探讨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给当下新闻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开幕式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刘昶教授主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的钟布教授，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方兴东教授受邀于开幕式作主旨演讲。钟布教授聚焦了美国政治选举期间，假新闻的传播影响力及扩散路径，为当下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了理论借鉴。方兴东教授着眼于中国互联网20年的发展历史，指出当下超级网络平台的治理危机，提出重构网络空间全球新秩序的思路。两位学者的演讲为本届年会奠定了一个基调：反思。

　　一、技术全面占领信息流

　　全球新闻界正在经历由思维顶尖技术与传感技术推动的惊人变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VR/AR/MR等技术的推动下，媒体出现了智能化趋向，它具有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等特征。这是智媒时代的总体特征，对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信息收集无人化。技术应用于新闻线索、数据收集环节，给新闻报道题材、内容带来更多可能性，例如当下的传感器新闻、数据新闻等。来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滕瀚认为传感器使得新闻采写过程更加智能化、高效化。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晓敏认为智能语音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关键一环，是万物接入互联网的入口，是数据生产的重要终端。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王浚丞谈到智慧城市的建设时认为，智慧城市意味着一座城市可以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以及整合城市各项核心信息。

　　信息编码——编码者机器化。机器新闻写作是技术应用于信息编码领域的实际表现。它解放了记者浪费在一般消息写作上的精力，又引发了记者对自身职业存在意义的焦虑。来自北京大学的朱垚颖指出机器新闻写作依托于用户平台的数据库，数据库内部的用户信息越多、类别越完善、质量越高，机器新闻写作就越成熟。那是否意味着记者可以被机器取代呢？来自长安大学的李海玉认为，记者与机器人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技术的自主性将不断强化人的主体性，推动人成为新闻生产的核心。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王亚

　　囡认为，即便是机器新闻写作技术日臻完善，优质的新闻内容仍然是受众的追逐点，人始终握有主导权，是新闻写作的主体。因此，坚持内容的创新，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产出“富有时代内涵、弘扬良好风气、凝聚发展力量”的新闻作品，是智媒时代对新闻从业者的要求。

　　信息分发——算法推送智能化。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新闻推送技术改变了新闻在分发渠道上的工作模式，更新了新闻推送的思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吴心悦、杨惠涵指出，平台媒体依托精准的算法推送，逐步主导着新闻的产品市场，在媒体公司化、新闻商品化、受众用户化的语境中，平台依靠用户使用场景判断使用需求，为用户进行精准周到的新闻推送，并进一步吸引用户脱离现实的生活场景，进入平台的虚拟场景中，最终完成商业利益的变现。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李育儒则认为，抛开商业资本的运作，算法的匹配实质是价值观的匹配，算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价值观的数学表达方式。因此，“智慧算法”将通过更全方位的智能推荐实现与用户价值观的匹配，尽管它代表着智慧媒体的发展趋势，但更多参会者担心个性化推送会强化人们固有的知识结构，筑起“信息茧房”阻断信息多元化流动的通路。多位參会者指出，处在“信息茧房”中的人们虽然群组内部交流通畅，但由于缺少信息维度上的拓展，“被裹挟”的群体意见被不断强化的“回音”控制和支配，最终走向极端的爆发，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滕瀚更是进一步指出“信息茧房”存在反向形塑的可能，即在“信息茧房”环境下生长的个体，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可能会极大地退化。

　　信息解码——呈现方式现场化。新闻产品在技术的加持下呈现方式多样、新鲜，科技感十足，人们追求更优质的审美体验，更具现场感的感官刺激。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于利芳指出，沉浸式新闻追求的是将观众带入创作者的视角，再建受众对于新闻发生场景和事件的整体感知。参会者林杨莹则从新闻叙事理论出发，发现VR新闻具有“浸润”与“在场”的叙事特点。感受在场是否意味着媒介偏向的消失？另一位参会者潘晓婷从符号学理论出发对这一问题作答，她认为VR新闻是一种拟态环境而非真实的客观环境，在这种被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感受真实遮蔽了新闻真实，具身化限制和情感代入可能导致对新闻真实的忽视，正是因为VR新闻对人们的感官有全面占领的趋势，有参会者担心个体对媒介产生过度依赖将造成不可逆的后果。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阿希塔认为，智媒构建出的高度中介化的交往模式可能造成群体性的深刻孤独。

　　二、智能媒体并不很智慧

　　整体看，智能媒体生产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即机器人新闻写作产品、用户生成的内容和专业机构内容产品。从生产总量和生产效率上看，前两者，尤其是用户生成的内容远远超过专业机构的内容产品。尽管信息数量呈爆炸式发展，但有效信息的实际增量未必可观。本届年会中多数学者从理论出发，深刻反省新闻业的生态环境，得出这样的结论：智能媒体的智慧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现实环境。

　　来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滕瀚指出，机器新闻写作存在“近似推理”和“习得性认知偏差”的二重认知困境，阻碍着人机交流，影响了其对事实描述的客观程度，当前的机器新闻写作仅能处理程式化、简单化的消息写作，且其真实度有赖于背后的成熟算法和高信息丰度的数据库。因此，机器新闻写作并不能独立走路。来自河北大学的韩立新、张秀丽认为，在“后真相”时代里，信源不仅需要权威，更需要可证。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具备信源核查的意识，新闻行业应有缜密的信源核查操作流程。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游勇超追溯事实核查类新闻的渊源与发展情况，他指出，事实核查类新闻本质上是从新闻发布的内部程序演变成的独立的新闻样态，它催生了独立的新闻核查机构，为新闻做事后把关。

　　三、未来想象：智能媒体前景与隐忧

　　技术发展日臻完善，智慧媒体将更加智慧，这是大趋势。参会者李育儒对技术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她认为机器新闻写作、数据新闻等“智慧新闻”未来将成为重要的新闻生产方式；“智慧用户”伴随着社交化媒体的发展而诞生，成为促进媒介融合的内源力量，“智慧算法”将通过更全方位的智能推荐实现与用户价值观的匹配。然而，更多参会者都不约而同地思考技术的道德属性以及对个体、社会的形塑作用。智慧媒体的发展必将加速媒介化进程向深度媒介化发展。来自安徽大学的严康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提纲挈领的论述，由技术驱动、资本激发的智媒时代，其文化价值将不仅仅是从技术逻辑上改变了媒介传播的形态与样式，更重要的是，这种由智能媒体引发的日常社会文化形态的不断改变，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

　　深度媒介化的背景下，参会者对技术副作用的隐忧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深度媒介化中个体是置身于真实环境还是拟态环境；第二，个体、个性被无限制地满足后，开放交流的公共空间是否形同虚设；第三，深度媒介化，是否意味着用户必须付出数字劳动，让渡隐私，让渡信息原创权。

　　与会学者讨论的争议点有二：一是是否存在新形式的劳动剥削。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盟初指出，未来数字劳动非物化回报将成为合理的回报模式，数字劳动人群将多样化且规模不断增加，数字劳动的形式将日益复杂。另一争议点是用户隐私的让渡涉及的伦理纷争。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孙少山、雷莲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恶化了当下个人隐私遭窃取、信息保护措施不完善的困境。对此，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思文则提出基于尊重个人隐私的原则建立并完善分级的信息利用制度，将“窃取”信息转化为“交换”信息。然而现实情况远比想象更加复杂，来自中国传媒大學的肖菲、葛娜指出，在用户群体内部亦存在利用短视频公开拍摄、传播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这加剧了人们对于当下新媒体传播伦理困境的担忧。

　　四、结语

　　关于技术给新闻学与新闻实践带来的种种变化是进步还是退步的思考，是科学论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具体表现。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浩作主旨演讲时指出的那样，如今人工智能的应用仅处于初级阶段，它的作用仅止于让机器具有人类或其他生物所具备的物理技能，以便迅速处理流程化的劳动。未来，弱人工智能发展为强人工智能，它终将为价值交流提供更优化的服务。

篇十：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行业垂直MCN机构的运营策略研究

　　杨青松

　　张佳倩

　　摘

　　要：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使媒体呈现出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让传播过程更加主动、精准和高效，从而实现信息和用户需求的高度匹配。对于行业垂直MCN机构来说，如何围绕新媒体、自媒体来搭建智媒时代行业垂直MCN机构的运营模式，成为MCN机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问题。本文将着重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智媒时代行业垂直MCN机构的发展运营策略。

　　关键词：MCN机构；短视频；行业垂直

　　一、概

　　述

　　近年来，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势不可挡，各大平台的入场、内容生产机构的进入、商业化的成熟带来资本的积累，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入口。

　　MCN行业随着抖音以及短视频行业的爆发，实现了爆发性增长，迅速发展成为连接品牌、平台、红人之间的纽带。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着大量由MCN机构运营生产的垂直类专业内容。在内容创作方面，垂直内容能够更多地触达用户，迅速占领细分市场，打造爆品精准营销，扩大利润率。不少内容创作者放弃“大而全”的运营思路，转向深耕细分领域。MCN模式刚进入中国不久，相关的系统研究还寥寥无几，而当前MCN模式存在的风险和弊端也开始显现，因此，以行业垂直MCN为研究对象，从运用模式、构成要素、现存问题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二、垂直领域MCN机构的运营模式分析

　　截至2019年，国内MCN机构已超过6500家。其内容覆盖图文、直播、短视频等多种类型，形成了工业化流程内容生产模式，以广告营销、内容电商为主的多元化变现渠道，以粉丝社群为基础的内容经济。

　　(一)行业垂直MCN机构的内容生产模式

　　以整合

　　PGC生产者，在资本的扶持下实现稳定的内容输出和变现为主要功能的MCN机构在国内快速崛起。当前MCN机构已探索出完整的内容生产方式，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组织视频生产，即在选题策划、脚本创作、拍摄、剪辑等各阶段实施专业化分工、标准化制作和流程化管理，最终实现大规模、专业品质的视频供给。同时，MCN机构把内容创作的触角伸至各个领域，内容生产高度垂直，挖掘细分领域市场，积极孵化打造

　　IP。

　　(二)行业垂直MCN机构的运营方式

　　根据目前MCN机构的主要业务和运营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种草、带货变现为主的电商类垂直MCN，和以内容输出，进而进行粉丝转化和商业变现为主的内容货架类垂直MCN机构。

　　1.电商类垂直MCN机构

　　电商类垂直MCN机构分为直播电商MCN机构和内容电商MCN机构。

　　直播电商MCN机构的运营模式为“前期自主孵化账号，或者从外部吸收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账号，搭建矩阵——甄选商家和商品——达成合作，获得折扣——直播中加入商品购买链接，引导受众购买——获得佣金抽成——直播结束复盘——进行新一轮选品——准备下一场直播带货”。

　　内容电商MCN机构的运营模式为“前期储备账号，搭建矩阵——建立自营电商店铺/与其它电商店铺进行合作——围绕要推广的商品进行内容策划——制作专业的视频、图文内容——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各种平台发布作品——购买官方渠道的流量推广，增加曝光量——按照佣金抽成，并根据实际转化率获取额外的收益分成——对内容进行后台数据分析，再根据用户反馈及时修正内容创作方向——进行下一轮的内容创作”。

　　2.内容类垂直MCN机构

　　内容类垂直MCN机构以内容输出为主，围绕各自细分领域、面向不同的消费群体、观众，进行有针对性的内容创作输出，进而引导粉丝进行购买、转化，最终实现商业变现。

　　内容类垂直MCN机构前期自主孵化或者从外部吸收和自己领域内相似的账号，搭建矩阵，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领域和内容定位，进行专业化的内容创作，同时以“大号带小号”的方式，对小号进行资源积累，小步快进，最终形成一个

　　矩阵内“几超多强”的账号分布，然后再根据账号的不同粉丝体量和转化率，进行账号分级，不同分级的账号倾斜的资源也不同，广告合作的报价和分成也不同。

　　(三)行业垂直MCN机构的盈利模式

　　整体而言，行业垂直MCN机构的盈利模式大致分为直播打赏、广告收入、电商变现、内容付费和社群经济这五种盈利模式。

　　1.直播打赏

　　直播打赏是所有MCN机构在早期发展和运营中最主要的盈利来源，也是最直接的盈利来源。无论是直播电商类、还是内容创作类MCN，无论是不是以直播为核心业务，都可以通过直播打赏获取一定的收益。在直播过程中，用户可以自发地充值购买各种虚拟礼物，然后刷给主播，不同的礼物对应的价格也不同，直播收益按五五开和平台进行分成。

　　2.广告收入

　　广告收入是在各行各业中最传统也是最直接的变现手段，在垂直MCN机构的盈利模式中，更是占据了大部分。广告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汇聚较多的流量资源，像抖音、微博这样的社交平台，目标用户是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年轻群体，因此深受广告主的青睐。对于行业垂直MCN机构，这一青睐更为明显，广告[2]收益已经成为了行业垂直MCN机构最主要的盈利模式。

　　3.电商变现

　　在自媒体平台中，网红经济效应更加被放大，KOL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充当消费买手，刺激有相同消费心理的人群的购买欲望。行业垂直MCN机构掌握了大多数头部KOL账号，因此在这一方面更具优势，通过把用户引流至自营店铺或者合作的店铺，进行商品销售，获得销售收益和佣金分成，已经成为了现在最重要的电商变现方式。

　　[3]4.内容付费

　　现阶段，内容付费在文章领域应用较为广泛，近些年也逐渐在短视频领域兴起，有望成为

　　MCN模式下发展网红经济的一大举措。知识科普、内容输出的垂直MCN机构已经获得了知识付费盈利的红利，如以读书推荐、科普为主的“樊登读书会”，用户可以付费成为VIP会员，享受各种知识服务，其还会进行线下的企业培训、讲座等多种知识付费形式。未来的知识付费收益，将成为行业垂直MCN机构着力开发的重点。

　　5.社群经济

　　社群经济是依托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打造的，通过建立专业的社群，引导用户进入社群，在社群内进行多方位互动，吸引更多的忠实用户，进一步提高MCN机构的用户黏性，更进一步巩固账号的IP和人设，通过加强情感沟通建立起更加牢固的关系，积累信任，进而就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社群经济变现，最终达到社群内“情感+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三、智媒时代垂直领域MCN机构的发展问题研究

　　(一)头部IP垄断

　　目前行业垂直MCN机构的“二八效应”尤为明显，占据各自行业和细分领域的头部MCN机构掌握了绝大多数的优质账号资源和流量，进而垄断了众多行业垂直的短视频优质IP。并且在MCN机构的运营模式中，能力突出、关注量[4]和流量大的头部IP，会被扶持以更多的资源，导致头部IP的垄断效应更加明显。

　　(二)内容同质化严重

　　MCN机构依靠强大的资本和流量资源，能够实现批量化、工业化的视频生产，来保证更新频率和账号权重，但创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创意匮乏和内容同质化问题，在内容更迭极其迅速的创作环境下，如果不能保持较高且有创意的更新频率，就很容易被同领域内其他创作者超越。

　　(三)商业变现模式不稳定

　　在形成较为稳定的IP之前，新号的创作往往都是“赔本赚吆喝”，只有在一个账号的IP相对稳定后，才会有进一步变现盈利的能力。在MCN机构中，一般对于新号的变现都是通过已有的知名账号进行引流，把头部IP的部分流量引到新号上，但如今，整体的内容行业趋近饱和，对于优质资源、流量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变现的不稳定性。

　　[5](四)矩阵账号管理问题频发

　　MCN机构都是矩阵化运营，即同时掌管、运营着几十、上百个账号，这其中既包括传统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图文媒体账号，又包括头条号、大鱼号、B站自媒体账号，还有以抖音、快手为主的短视频账号，同时运营如此多的账号，势必会造成矩阵账号管理问题频发。

　　四、智媒时代垂直领域MCN机构的发展策略

　　(一)专注精品内容，深耕垂直领域

　　虽然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会带来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迭代升级，但在任何内容平台上，优质的原创内容才是获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力保障。面对平台类型多样、形式丰富的内容和用户不断提升的内容获取需求，MCN机构应明确内容风格定位，秉持差异化的发展运营策略，持续深耕垂直领域，做好内容把关，生产符合用户需求的特色精品内容。

　　(二)完善供应链渠道，形成商业闭环

　　作为一个良效运转的MCN机构，供应链渠道是把流量转化为经济效益进而实现商业变现的关键。垂直类电商如若能够形成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平台流量与供应链进行准确的匹配和对接才能有效转化为实际收益。MCN机构和供应链团队可以借鉴交互持股的方式，与供应链商家组成战略联盟伙伴，加强机构自身供应链的价值性和灵活程度，实现双方互利的共赢局面。

　　(三)培养粉丝群体，强化粉丝地位

　　粉丝的高忠诚度和强大的消费能力倍受关注，无论是MCN机构还是网红都十分重视自身粉丝群体的培养，力图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各大平台也不断增进和提升自身的社群功能，打通社交和消费渠道的壁垒。坚持以粉[6]丝需求为导向的内容创作和宣传，在强化粉丝地位的同时还可以有效推动粉丝的购买和消费，推动优质IP的形成。

　　(四)做好内容把关，增强社会服务

　　随着短视频及直播带货的全民参与和MCN行业的发展壮大，关于侵犯他人权益、虚假宣传和盲目消费的问题也不断地暴露了出来，给整体的平台生态和舆论环境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少初创型的MCN机构存在着“唯流量”和“唯收益”的不良风气，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品牌方、商家和消费者的利益。作为MCN机构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诚信宣传、严格把关、正向引导，才能在短视频发展的下半场更好地转型。

　　五、结

　　语

　　智媒时代，传统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模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实现各MCN机构的长远发展和营造整体行业的良好生态，应借鉴头部MCN机构内容生产的差异化战略风格和商业盈利模式，不断开拓内容创作领域，专注垂直领域，做好内容质量监督监控，增强社会责任和服务意识，才能抓住智媒时代的发展机遇和商业风口，创作出更多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产品或服务。

篇十一：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代主流价值引领需要“四个力”

　　作者：

　　来源：《声屏世界》2020年第12期

　　一是增强全程把控力。全程媒体的出现突破了信息生产与消费的时空尺度，实现了信息生产、传播、反馈等环节的全链条呈现。新时代背景下，主流价值引领应对信息传播保持全流程介入，借助媒体融合实现流程再造，鼓励信息传播多元主体在各司其职的同时进行协同联动，推动内容生产、传播、消费的全面深入改革。二是激发全息创新力。全息是指媒体信息格式的多元化，信息呈现的形式更为立体。智媒时代的主流价值引领应把握和运用好这一媒体发展趋势，发挥好技术和各类平台优势，充分释放全息传播的创新力，重构主流价值传播生态。三是调动全员生产力。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信息生产、传播权力得以下放给普通用户，信息生产和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智媒时代，要提升主流价值引领力和影响力，应顺应这一趋势，激发人人参与主流价值传播的积极性，动员更多用户为主流价值传播做出贡献，以实现主流价值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四是扩大全效辐射力。智媒时代，媒体的功能得到更大丰富和拓展，其正逐漸从单一的信息传播中介演化为集信息、社交、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聚合性平台，全效传播得以实现。完成好新形势下主流价值传播的使命任务，应在媒体平台的功能拓展上继续下功夫，为用户提供更加多元化、高品质的功能服务（据王晓红于《现代视听》2020年第5期）

篇十二：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智媒时僦景下蒯

　　智媒体是基于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生态系统，以用户为中心，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进行智能化的信息采集、信息加工、信息分发的新闻生产模式。在智媒时代，智能技术为传媒工作者提供先进的传媒技术的同时，也对传媒行业带来冲击。传媒工作者只有学会掌握新技术，学会新方法，才能更好地促进传媒产业开展。未来的媒体工作必将是人与机器的智能融合，在融合过程中传媒人才将是最活跃的因素。如何培养新型传媒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当下传媒人才培养工作的时代命题。

　　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开展，智媒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从技术层面看，智媒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媒体行业的开展路径，智能化技术对新闻生产方式进行了重构。这无疑能够加速传媒行业的更新迭代，能够量级式地推进传媒行业的开展。面对智媒时代下传媒业态的深刻变化，传统传媒人才的媒介素养已无法满足智媒时代的新闻生产需求，在信息采集能力的培养、信息加工能力的培养和信息传播能力的培养上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1.信息采集能力培养的挑战。传统的传媒行业，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是新闻采访，即通过新闻记者实地走访调查，通

　　[2]李明德，王含阳，张敏，等.智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能力

　　培养的目标、困境与出路[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

　　[3]国秋华.智取未来：智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的能力培养[J].中国编辑,2019(09).

　　[4]王思思.论智媒时代地方高校传媒人才的培养[J].传媒论坛，2020(24).

　　[5]孙姣娇，郝雯靖.智媒时代传媒人才培养的新挑战与再定位[J].传媒，2021(14).

　　[6]彭翠，郝雨.反思与超越：智媒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与创新[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5).

　　过现场调查和人物采访来获取一手信息。在传统的新闻人才培养中，注重对新闻传媒工作者的沟通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培养提升。智媒时代下，新闻信息的采集更注重通过大数据、即时通信、虚拟现实技术等技术手段实现信息的获取。通过传感器技术，可以弥补人体感官的缺乏，更好地获取调查数据；大数据可以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撑，增加信息獴取渠道；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代替人类进行采访工作，提高信息获取效率；智能识别系统可以更好地对人和物进行智能化分析，拥有比人脑更强大的信息获取识别能力。传统模式所培养的传媒人才信息采集技能偏向单一，已不能适应智媒时代传媒市场的信息采集需求。

　　2.信息加工能力培养的挑战。传统的信息加工方式主要靠人工来完成，人才培养中，对传媒工作者的知识素养和编撰剪辑能力提出较高要求。随着智媒时代的深入，信息处理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开展。智能封面处理系统可以根据新闻内容生成合适的新闻封面，自动字幕生成系统，可以通过声音识别技术，对音视频内容自动填充字幕，不仅可以识别普通话和英语，还可以对方言和小语种进行识别，大大减轻了添加字幕和翻译工作，节省信息处理时间，提升工作效率。智能剪辑编辑技术可以简化视频剪辑时间，对固定内容和突发事件进行自动编辑，轻松应对突发事件。智媒时代下的媒体产业需要的新媒体人才不仅仅要具备传统的新闻编辑能力，更需要具有通晓网络化、数字化、信息技术化的能力。

　　3.信息传播能力培养的挑战。传统的传媒方式主要包括纸质传媒和广播电视传媒，随着互联网、计算机、手机的普及,短视频和直播逐渐成为传媒的新开展方向。短视频和直播获取信息具有更好地直观性和互动性，传媒受众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直观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大数据算法还可以根据受众的爱好习惯，精准推送内容，节省用户获取信息的时间本钱。传统媒体的传播力与新兴媒体相比逊色许多，在传媒人才培养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对不同媒介形态传播规律和特性的了解，增强信息传播的能力。

　　传统模式下，传媒人才的培养理念、培养路径、培养手段等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实践也证明，这是一套相对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案。但是，面对5G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新兴产业和技术手段的飞速开展，尤其是在智媒时代来临后，传媒行业经受着巨大的冲击，当前的传媒人才培养质量已经不能有效供给传媒行业高速开展的人才需求，现有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力不从心，出现了一些弊端。

　　1.师资力量缺乏。师资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高校，由于高校扩招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进入到大学校园接受高等教育，师资力量缺乏问题随之而来。在师资问题上不光是量的缺乏，师资力量的质也需要提高。一些高校教师毕业后直接从事教育工作，缺乏社会实践能力和相关行业的从业经验，对于行业开展与需求缺乏了解。长此以往，接收不到行业的最新信息，加

　　上新媒体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教学工作便会脱离实际需要，无法发挥课程作用，这些现象在传媒行业尤为突出。

　　2.人才培养同质化严重。人才培养的同质化现象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同专业间差异不明显，授课内容几乎相同，侧重点不明显。通过调查发现，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播音主持等传媒专业的教材和授课内容相似度较高，侧重点不够明显，差异化教学实施程度低，同质化情况严重，对学生的培养和日后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同质化严重，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异化教学水平较低，对于教学内容缺乏创新，对于新技术的介绍讲解较少，只注重对学生传统传媒知识的教授，对新知识接触较少，缺乏对学科前沿知识的讲解，学生所学知识相对固定，同质化现象严重。

　　3.人才培养方案落后。现阶段的传媒人才培养方案主要是面向传统的传媒机构，如报社和电视台等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人员缺口较小，导致了传媒行业一方面传统传媒人才供过于求，另一方面，新型传媒人才严重缺乏。高校应该根据传媒行业开展现状，结合现代传媒企业实际需求，定向培养人才，而不是故步自封。高校要主动出击，接触最新的行业技术和行业技能，在教材编纂，课程规划，指导思想等方面进行转变，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4.理论与实践结合程度低。实践教学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教学内容，高校学生最终会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实践能力是其能

　　否适应企业人才需求的重要衡量标准。传媒专业对从业人员的实践工作能力要求较高，而大局部高校由于缺乏必要的设备资源或者设备落后，导致学生没有足够的实践机会。高校不仅是教授知识的地方，还作为校园与社会的过渡时期，教学工作更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提升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学生实践能力，以适应传媒行业对从业者的实践能力的需求。

　　“智媒时代，无论是智能技术带来的信息采集力、加工力与分发力的增强，还是智能传播带来的开放式的传播结构、用户信息解码偏差与全面数据化，均在挑战现有传媒伦理规范、颠覆现有传媒理论体系，传媒人才培养面临全新挑战，需要进行重新定位。”可见，传媒人才的培养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脱离社会开展的宏大叙事背景，只有尊重社会开展的客观规律，在智媒时代的背景下，做好传媒人才培养和智能技术的有机结合，才能培养时代和社会开展实际所需的传媒人才。

　　1.丰富教材，强化师资力量。在教材的编写方面，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广泛开展调研活动，了解技术开展和市场环境，结合当下最先进的理论和技术知识，加强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专业长处，认真负责，努力做好教材的编纂和更新工作，为传媒行业的开展提供理论基础，为学生提供更具有时代性的教学资料，更好地推进智媒时代下传媒人才的培养工作。在师资力量方面，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的师资力量进行培训，提升其专业知识素养，转变其教学理念，让其更好地为学生提供教学服务。另一方面，要根据学校的实际开展需求，招贤纳士，广泛地从社会各界吸纳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从业经验和教学经验的师资，用来丰富教学团队，提升高校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2.进行差异化教学。对于传媒人才培养同质化严重的现象，要进行差异化的教育方式。首先，要制定差异化的学习目标，每个个体都是具有差异化的，高校要针对学生的实际状况制定差异化的学习目标，降低同质化现象，凸显学生的优势。其次，要实行差异化的教学方式，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是学生的实际掌握能力，针对不同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积极采用影音等新型教学方法，提升教学的趣味性和针对性，采用建模技术建立让人能够产生直观感受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提升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最后，构建个性化平台也是提升学生差异化的重要手段，通过个性化平台的建设，学生可以更好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自身状况，实现个性化开展。

　　3.优化创新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培养的方向和指导，是决定教育培养工作的重要基础，决定了未来学生的开展方向和开展水平，是高校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传媒行业是一个技术开展更新迭代较快的行业，对于人才的培养，要紧跟时代开展，积极将新技术和新方法进行理论化转换，运用到教材和案例的编写中去。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中，要兼顾理论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优化二者比例，适当提高实践教学比例，完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制度，提高实践教学在学生培养中的地位，努力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为日后走出校园提供更好的竞争力和工作适应力，更好地做好传媒工作。培养方案的制定要兼顾时代开展和学生本身情况，不断优化创新，以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传媒人才培养方案。

　　4.建设学研一体化的实习基地。传媒行业对于从业者的实际动手能力的要求往往比理论知识更加看重，在一些企业的面试中会增加许多设备和技术的运用测试内容，用来考核应聘者的实践能力。加快建设学研一体化实习基地，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提高实际动手能力，同时，学研一体化的实习基地也能够让学生通过实践，更好地掌握知识，用来反哺理论教学工作。通过学研一体化建设，可以加强师生间的交流，更好地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邀请相关专家和优秀的业内人士进行专题讲座和交流活动，让学生了解到更多的传媒行业前沿信息，不仅可以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还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专业认同感。

　　5.加强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近年来深受广大高校喜爱的一种合作方式。企业通过调查，了解自身企业开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将这些需求信息反应给学校，学校根据企业开展的人才需要，进行对口培养。与此同时，企业在资金和教学设备上给予学校支持，更好地提升专业的教学质量。通过校企合作不仅满足了企业的开展需要，也可以很好地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学生能力，更好地促进学生就业。在这一方面,传媒相关院校要加强与相关企业

　　的交流合作，了解传媒行业和相关企业的人才缺口类型，有针对性地改善教学方案和学生培养方向，争取向傅媒行业输送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知识丰富、实践能力强的新型传媒人才，更好地促进我国传媒行业在智媒时代下蓬勃开展。

　　智媒时代，传媒行业开展日新月异，高校传媒人才培养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以传统媒体为核心构筑的人才培养模式遭遇巨大的挑战。高校只有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创新开展，构建起智媒时代传媒人才培养的框架体系，才能实现培养目标与培养过程的有机统一，实现传媒人才传媒意识、传媒能力和传媒责任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彭兰.增强与克制：智媒时代的新生产力[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04).

篇十三：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论智媒时代的新闻媒体价值共创

　　作者：黄楚新

　　郭海威

　　来源：《媒体融合新观察》2022年第01期

　　摘要：立足智媒时代纷繁复杂的技术现实，本研究从价值共创视角出发，具体阐释了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内涵并建构价值共创模型;从算法监管框架、主流价值的算法驾驭能力、数据使用边界、技术与人文导向等维度出发，分析了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探讨了智媒时代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实现模式，以期为主流价值高效传播与引领提供参考框架。

　　关键词：智媒时代

　　新闻媒体

　　价值共创

　　当前，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应用愈发深入，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支撑越发有力，元宇宙应用探索步伐加快，人类社会正加快进入智媒时代，新闻媒体在主流价值引领和舆论引导方面迎来更多发展契机。新传播格局下，新闻媒体的内容生产与传播表现出显著的扁平化、多样化、平等化等特征，多元化社会主体、多样化技术支撑、多媒介形态和内容样态，决定了智媒时代的新闻媒体应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围绕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强化协同合作，形成合力。

　　本研究立足智媒时代纷繁复杂的技术现实，旨在从价值共创视角出发，探讨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理论逻辑、现实基底及实现模式，力图为新闻媒体实现主流价值高效传播与引领提供参考框架。

　　一、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内涵与模型构建

　　价值的创造与体现是商品的生产主体所最为关注的内容，然而价值创造在不同环境下呈现出差异化的观点。在传统观点视角下，价值创造的主体是生产者，其他主体不参与价值生成与创造。然而在价值共创视角下，生产者、消费者及其他相关主体均参与到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多方协同实现价值共创。多元参与主体是价值共创得以实现的核心与关键所在，在此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均在参与价值创造时实现了自我价值增值，这也是价值共创的目标所在。

　　在新闻传播领域，依据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可以认为，用户对新闻媒体内容的解读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被媒体所主导，二是自我主导，三是协商式解读，三种解读方式代表的是用户在对内容进行解码时所持有的立场。在智媒时代，这三种解读方式仍然有效，编码、译码、解码的整个过程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各类主体、多个环节共同作用于新闻媒体内容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正推动新闻传播全流程变革重塑，新传播格局下，新闻媒体的价值共创是指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信息采集、生产、传播、消费、反馈等多环节所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对价值的共同创造与分享的过程。

　　智媒时代，新闻媒体在实现流程再造的同时，信息采集方式、生产模式、传播渠道、消费模式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要达成价值共创，需要将所涉各类主体有机联系，形成联动机制，在内容配置、整合与分发上充分依托比较优势，形成价值创造合力，既实现各参与主体的自我增值，又有效实现主流价值传播与引领，由此实现价值共创。基于此，结合传播格局新變化、新形势，本研究探索性提出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基本模型，试图从更广阔的系统性视角看待新闻媒体的价值共创，为新形势下我国新闻媒体实现主流价值传播与引领提供思路参考。

　　智媒时代，新闻媒体的价值创造正在突破以往视角下仅依靠媒体内容生产或用户消费的局限，新闻媒体协同用户、技术支持、内容平台、金融支持等共构形成价值生成、创造、流通与外显系统，价值在该系统中从新闻媒体流动至用户端，与此同时，价值在流动过程中不断凸显，各参与主体也相继实现自我增值，这一过程的完成意味着价值创造的实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为价值流动与增值提供了重要条件，通过丰富内容主题、增加参与主体、拓展价值流通渠道等，打造出新型价值创造模式。

　　从参与主体来看，智媒时代的新闻媒体价值共创涉及多元化的主体，且主体之间能够实现相互交叉互动，搭建协同机制，以往的单一主体主导的价值创造转向复杂系统结构中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价值共创。在此过程中，随着新闻传播的智能化、网络化、移动化等程度不断提升，具体到不同的新闻内容，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各主体的参与程度或将存在一定差异化，主体之间

　　的互动关系或程度不一，这是因为受到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与主导，价值共创模式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差异化互动参与机制是其重要手段。

　　从参与过程来看，智媒时代的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过程也是价值流动与增值的过程，以满足用户需求和优化用户体验为中心，新闻媒体在信息采集、内容生产过程中，将基本价值蕴含于新闻内容之中，传播过程中，价值随之实现流动，在技术平台、商业服务、政务服务、金融支持、政府监管等的共同作用下，确保新闻内容的价值始终符合主流价值，同时以新闻内容基本价值为依托，实现各主体的自我价值增加。当新闻内容传播至用户端，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和体验的过程中，新闻内容的价值得以最终体现，但是受到用户自身价值取向等的影响，此处所体现出的价值与原有的基本价值或存在差异。由此随着新闻内容传播过程的结束，价值创造也得以完成。

　　从参与环境来看，智媒时代新闻媒体的价值共创处于一个开放、多元的场域之中，其中涉及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文化环境、社交环境等，新闻内容与政务服务、商务服务、生活服务等有机结合，通过打破技术壁垒、突破行业边界，新闻媒体的传播环境得以无限扩大，在媒体、政府、平台、用户、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下，得以形成开放性的组织边界、融合性的信息形态、互动性的交互关系，进而推动以新闻内容为基础的价值共创拥有更为强劲的动力支撑。

　　从参与模式来看，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新传播格局中，新闻媒体的价值创造正在从一方主导转向依赖于多方协同的合作关系之上，在此过程中，新闻媒体或渠道平台起到资源聚合作用。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媒介的人性化趋势愈发凸显，其能够准确识别和预测出信息内容的流动趋势、用户消费偏好与效果，从而助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信息传播，新闻媒体的智能化发展特征，正在各类主体中建立起有机的协同关系，基于各方资源优化参与价值创造的参与模式，继而推动实现价值最大化。

　　二、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一）算法监管框架有待补充完善

　　人工智能基于对现有规制、社会结构、用户行为模式等的模仿与预测，为人们提供智能化服务。但算法学习可能由于内容识别、把关与筛选机制问题，导致其学习集成人类社会中固化的歧视、偏见思维模式，在“技术中立”标签下无意识地将歧视、偏见等纳入，增加人工智能的运行风险。具体到新闻媒体领域，人工智能虽然能有效助力提升新闻生产与传播效率，但如何实现人工智能应用的可管可控仍是新闻媒体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新闻媒体人工智能应用实践中，屡次出现的识别不精准、标签错误、人机互动出现侮辱性词汇、传播不良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内容等问题，对社会主流价值造成不良影响和冲击，显然违背了新闻媒体进行主流价值传播与引领的初衷。近年来引起普遍关注的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即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的较为典型的偏见和歧视问题，继而引发新的社会不公。

　　智媒时代，面对算法应用所带来的主流价值被冲击与消解的风险，新闻媒体价值共创显得更为重要，将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相关技术平台等其他力量引入新闻媒体价值创造过程中，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不断强化各类新闻传播主体对算法的监督与规制，及时查漏补缺，严防算法霸权，将进一步确保新闻媒体价值创造始终处于主流价值范围之内，用主流价值驾驭算法，推动算法走向透明化和开放化，挤压和消除算法主导下可能的不良信息衍生空间，保障好主流价值的传播力、影响力、引领力与感召力。

　　（二）主流价值的算法驾驭能力有待加强

　　随着社交媒体应用愈发广泛，以各类社交媒体为中介的交往互动变得更加便捷和频繁，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元自由，其中不乏存在一些不良价值取向，尤其是全球网络互联互通，国外各类不良思潮也通过各种包装形式渗透到国内互联网传播中，主流价值面临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人工智能在新闻媒体中的嵌入更多以用户需求为主导，以流量增长为目标，不时出现挣脱主流价值框架的现象，导致主流价值传播受到阻碍。一方面，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准推荐，使用户固有使用偏好和价值取向不断被强化，对其他类型内容或与其自身价值观有出入或不相符的内容往往持抵制态度，可以认为，人工智能构筑的拟态环境促进了用户的自我涵化，用户之间、群体之间的圈层化现象日益显著，由此形成自我防护屏障，主流价值内容难以进入其视野，导致主流价值传播受限。另一方面，受到算法设计时的个体主观价值植入、自主学习机制、媒体或平台倾向性影响，算法不时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主流价值相排斥的取向，用户至上、流量至上的理念在算法中更多时候居于主导，导致主流价值对算法的驾驭度不高，虽然能够通过制约性措施强化算法对主流价值内容的推荐，但是在效果实现上往往会打折扣。

　　目前，新闻媒体领域已经围绕上述议题进行了有效尝试，使得算法推荐在基于用户信息匹配基础上，将社会环境、热点议题等体现公共属性的要素纳入参考范围，推动主流价值能够潜移默化地穿透圈层与茧房，润物無声，在减少社会分歧、弥合社会撕裂、凝聚社会共识上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三）数据使用边界需进一步规范

　　数据是新闻媒体中人工智能应用的最核心支撑，无论是信息采集、内容生产与传播等都涉及到对用户信息的抓取、归类、整合与挖掘分析，数据导向是人工智能在新闻媒体中应用的基本逻辑。人工智能集聚海量数据进行挖掘重组，继而通过内容传播与消费，实现价值生产与创造。但是在此过程中，数据挖掘的边界问题、数据使用权限问题受到各方关注和热议，目前广泛应用的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深度挖掘等使得用户隐私被侵犯和泄露的风险显著增加，但是限于现有规制措施在精确性、执行力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数据安全仍面临诸多挑战。推动新闻媒体价值共创，即是力图在各参与主体的共同介入下，进一步规范数据使用边界，严格禁止对用户数据的非法采集与关联分析，使得数据使用始终处于法律和道德许可的范围之内，为价值共创提供良好基础。

　　智媒时代，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基础在于新闻传播所涉各方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中，对于数据使用这一关键问题，仅凭新闻媒体、技术平台、监管部门、用户等任何单独一方都难以确保其在合理轨道运行，这是因为，数据来源、数据存储、数据保护、数据使用、数据披露等由不同主体主导。因此，作为智媒时代新闻媒体价值生产与创造的基石，数据应该被置于多方参与的使用框架之内。

　　（四）平衡好技术理性与人文导向

　　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传播业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带来巨大变革，其主导性不断增强，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即技术至上引发的价值创造危机。一方面，人工智能应用出现滥用和极端化现象，即一切可供算法执行的工作都交由人工智能主导，人工智能已然嵌入新闻传播全流程，并愈发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用户隐私被侵犯、内容价值导向错误、信息茧房效应、社会观念极化现象等各种问题，使得主流价值传播与引领面临诸多阻碍。另一方面，对人工智能的过度重视导致人的主体性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受到弱化和忽视，新闻内容生产与传播的人文理性不足，技术理性主导了社会价值传播，技术中立这一伪命题的局限性也持续被扩大和凸显，与主流价值不相符甚至相悖的内容被广泛传播，主流价值安全风险加大。

　　智媒时代，要实现主流价值的更高效传播与引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对技术的盲目推崇亦会导致上述各种负面问题和效应的出现，探索以主流价值为引领，平衡好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将人的主体性与人工智能的高效性相结合，是未来新闻媒体健康发展的必然方向和路径选择，同时也是促进主流价值传播与引领的重要支撑。智媒时代，技术与人均有各自优势，要消除一方主导所带来的各类局限性问题，必须将技术与人有机结合，形成优势互补，实现人机协同参与，推动新闻媒体价值共创，强化主流价值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渗透与引领。

　　三、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实现模式

　　（一）多方共建打造综合价值体

　　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智媒时代，新闻媒体都是价值生产与创造的关键主体，其拥有成熟的新闻内容生产与传播模式，完善的运营机制，经验丰富的新闻内容生产制作团队，整体实力扎实强劲。智媒时代，新闻媒体依旧承担重要功能使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技术变革带来的巨大冲击，但是其功能属性也愈发完善，新闻媒体仍然是重要的内容供给源头。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新闻媒体将新闻内容与其他服务相关联，形成内涵丰富的综合价值体，在技术平台、各类社交媒体等的参与下，向用户输出价值丰富的内容与服务产品。

　　（一）算法监管框架有待补充完善

　　人工智能基于对现有规制、社会结构、用户行为模式等的模仿与预测，为人们提供智能化服务。但算法学习可能由于内容识别、把关与筛选机制问题，导致其学习集成人类社会中固化的歧视、偏见思维模式，在“技术中立”标签下无意识地将歧视、偏见等纳入，增加人工智能的运行风险。具体到新闻媒体领域，人工智能虽然能有效助力提升新闻生产与传播效率，但如何实现人工智能应用的可管可控仍是新闻媒体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新闻媒体人工智能应用实践中，屡次出现的识别不精准、标签错误、人机互动出现侮辱性词汇、传播不良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内容等问题，对社会主流价值造成不良影响和冲击，显然违背了新闻媒体进行主流价值传播与引领的初衷。近年来引起普遍关注的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即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的较为典型的偏见和歧视问题，继而引发新的社会不公。

　　智媒时代，面对算法应用所带来的主流价值被冲击与消解的风险，新闻媒体价值共创显得更为重要，将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相关技术平台等其他力量引入新闻媒体价值创造过程中，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不断强化各类新闻传播主体对算法的监督与规制，及时查漏补缺，严防算法霸权，将进一步确保新闻媒体价值创造始终处于主流价值范围之内，用主流价值驾驭算法，推动算法走向透明化和開放化，挤压和消除算法主导下可能的不良信息衍生空间，保障好主流价值的传播力、影响力、引领力与感召力。

　　（二）主流价值的算法驾驭能力有待加强

　　随着社交媒体应用愈发广泛，以各类社交媒体为中介的交往互动变得更加便捷和频繁，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元自由，其中不乏存在一些不良价值取向，尤其是全球网络互联互通，国外各类不良思潮也通过各种包装形式渗透到国内互联网传播中，主流价值面临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人工智能在新闻媒体中的嵌入更多以用户需求为主导，以流量增长为目标，不时出现挣脱主流价值框架的现象，导致主流价值传播受到阻碍。一方面，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准推荐，使用户固有使用偏好和价值取向不断被强化，对其他类型内容或与其自身价值观有出入或不相符的内容往往持抵制态度，可以认为，人工智能构筑的拟态环境促进了用户的自我涵化，用户之间、群体之间的圈层化现象日益显著，由此形成自我防护屏障，主流价值内容难以进入其视野，导致主流价值传播受限。另一方面，受到算法设计时的个体主观价值植入、自主学习机制、媒体或平台倾向性影响，算法不时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主流价值相排斥的取向，用户至上、流量至上的理念在算法中更多时候居于主导，导致主流价值对算法的驾驭度不高，虽然能够通过制约性措施强化算法对主流价值内容的推荐，但是在效果实现上往往会打折扣。

　　目前，新闻媒体领域已经围绕上述议题进行了有效尝试，使得算法推荐在基于用户信息匹配基础上，将社会环境、热点议题等体现公共属性的要素纳入参考范围，推动主流价值能够潜移默化地穿透圈层与茧房，润物无声，在减少社会分歧、弥合社会撕裂、凝聚社会共识上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三）数据使用边界需进一步规范

　　数据是新闻媒体中人工智能应用的最核心支撑，无论是信息采集、内容生产与传播等都涉及到对用户信息的抓取、归类、整合与挖掘分析，数据导向是人工智能在新闻媒体中应用的基本逻辑。人工智能集聚海量数据进行挖掘重组，继而通过内容传播与消费，实现价值生产与创造。但是在此过程中，数据挖掘的边界问题、数据使用权限问题受到各方关注和热议，目前广泛应用的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深度挖掘等使得用户隐私被侵犯和泄露的风险显著增加，但是限于现有规制措施在精确性、执行力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数据安全仍面临诸多挑战。推动新闻媒体价值共创，即是力图在各参与主体的共同介入下，进一步规范数据使用边界，严格禁止对用户数据的非法采集与关联分析，使得数据使用始终处于法律和道德许可的范围之内，为价值共创提供良好基础。

　　智媒时代，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基础在于新闻传播所涉各方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中，对于数据使用这一关键问题，仅凭新闻媒体、技术平台、监管部门、用户等任何单独一方都难以确保其在合理轨道运行，这是因为，数据来源、数据存储、数据保护、数据使用、数据披露等由不同主体主导。因此，作为智媒时代新闻媒体价值生产与创造的基石，数据应该被置于多方参与的使用框架之内。

　　（四）平衡好技术理性与人文导向

　　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传播业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带来巨大变革，其主导性不断增强，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即技术至上引发的价值创造危机。一方面，人工智能应用出现滥用和极端化现象，即一切可供算法执行的工作都交由人工智能主导，人工智能已然嵌入新闻传播全流程，并愈发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用户隐私被侵犯、内容价值导向错误、信息茧房效应、社会观念极化现象等各种问题，使得主流价值传播与引领面临诸多阻碍。另一方面，对人工智能的过度重视导致人的主体性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受到弱化和忽视，新闻内容生产与传播的人文理性不足，技术理性主导了社会价值传播，技术中立这一伪命题的局限性也持续被扩大和凸显，与主流价值不相符甚至相悖的内容被广泛传播，主流价值安全风险加大。

　　智媒时代，要实现主流价值的更高效传播与引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对技术的盲目推崇亦会导致上述各种负面问题和效应的出现，探索以主流价值为引领，平衡好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将人的主体性与人工智能的高效性相结合，是未来新闻媒体健康发展的必然方向和路径选择，同时也是促进主流价值传播与引领的重要支撑。智媒时代，技术与人均有各自优势，要消除一方主导所带来的各类局限性问题，必须将技术与人有机结合，形成优势互补，实现人机协同参与，推动新闻媒体价值共创，强化主流价值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渗透与引领。

　　三、新闻媒体价值共创的实现模式

　　（一）多方共建打造综合价值体

　　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智媒时代，新闻媒体都是价值生产与创造的关键主体，其拥有成熟的新闻内容生产与传播模式，完善的运营机制，经验丰富的新闻内容生产制作团队，整体实力扎实强劲。智媒时代，新闻媒体依旧承担重要功能使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技术变革带来的巨大冲击，但是其功能属性也愈发完善，新闻媒体仍然是重要的内容供给源头。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新闻媒体将新闻内容与其他服务相关联，形成内涵丰富的综合价值体，在技术平台、各类社交媒体等的参与下，向用户输出价值丰富的内容与服务产品。

篇十四：如何呈现智媒体时代

　传统媒体迈向智能时代的思考和建议等10则

　　作者：暂无

　　来源：《声屏世界》2017年第3期

　　传统媒体迈向智能时代的思考和建议

　　首先，持续深化和拓展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用更开放的心态拥抱智能化变革。应当明确，人工智能正成为潮流，但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还处于比较初级的水平，应该冷静客观看待，多角度思考和审视。人工智能会给新闻操作方式带来改变，但新闻人的理想和情怀永远是新闻业发展的根本。第二，发挥技术对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的储备和研发。应当针对传媒业生态的关键维度——用户平台、新闻生产系统、新闻分发平台及信息终端等，相应地加大智能技术，如语义识别和分析、VR/AR、机器算法、深度学习、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集群的研发和渗透，为媒体内容生产与呈现开拓想象空间。第三，重视智媒人才的培养，用创新和激励机制不断提升团队的综合能力。改变传统媒体招聘重采编轻技术的现状，加大智能技术人才的选聘力度。同时加强传统采编人员的智能技术培训，提升采编人员之间，以及人机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力。（据何慧媛

　　贺俊浩于《中国记者》2017年第2期）

　　4K超高清电视的未来发展趋势

　　1.增强临场感。强化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一直是电视技术革新所追求的目标。HDR功能被普遍认为是4K超高清发展的下一步。除了视觉上的逼真外，4K超高清的发展还应当注重沉浸式的音频体验。相比于高清电视的5.1声道，超高清电视时代将发展22.2声道音频系统，其带来的听觉效果更接近于现实的声场，更能带来身临其境之感。2.强化纪实感。新闻、综艺和大型活动将成为未来4K超高清电视的重要内容。4K超高清高分辨率的特质也更适合大尺寸的屏幕显示，可以用于在公共场所转播大型公共事件。3.注重社交性。未来4K超高清电视业务社交性的强化可以概括为内场社交强化、外场社交强化和内外场社交强化三个层次。内场社交强化即是强调人与屏的交互、屏与屏的交互以及人与人的交互；外场社交强化即是要求内容生产符合移动互联网的趋势，不同媒体（不同屏）之间搭建融合平台，而在节目内容形式上，打造相对独立的社交电视节目；内外场社交强化则是强调多屏交互，大屏（电视屏）与小屏（手机、平板等第二屏）之间的融合。（据余

　　莉

　　袁智敏等于《现代传播》2017年第2期）

　　网络视听原创内容发展途径

　　1.坚持文化自信。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无穷的瑰宝可以挖掘，即使是现代的中国社会，也有很多特有的文化积淀和特质值得挖掘和表现。这些带有中国民族特色、带有传统文化韵味的网络原创作品，更接近用户，也更容易被用户喜爱和接受。2.服务于用户。“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在互联网视听行业中，“人民”就是“用户”。原创内容的最大瓶颈是故事，或者说是节目模式、创意。如何创作出用户喜欢的故事是网络视听节目的核心问题，也是选择原创内容时的瓶颈。近年来，虽然伴随网络原创内容和作品的快速发展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主创人员，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视听市场的需求。3.在创新实践中提升网络视听内容自制水平。数据分析显示，每一部优秀的作品与以前的作品都会有巨大的不同，这就是创新的结果。现在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把传统影视行业的内容平移到互联网上，平移的工作一定要做，但是突破点在于如何实现创新。4.坚守艺术理想，引领社会先进风尚。坚持民族自信，坚守艺术理想，引领社会先进风尚，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要竭尽全力抵制不健康的网络内容滋生蔓延，这需要全行业共同的努力，统一行业标准，以实现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据龚

　　宇于《电视研究》2017年第2期）

　　打造新型广播勿忘声音为王

　　在媒介竞争白热化的残酷环境中，广播主动求变，提出“广播+”理念，运用互联网技术、平台、思维，意在实现广播的全面转型升级，拓展广播新的发展空间。“广播+”借助新兴媒体的力量和各种线下互动形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多渠道快速传播、分发内容、实现吸引粉丝和受众的目的。广东珠江经济台较早探索从广播+内容、广播+互联网、广播+电商及教育培训等入手重新定义传统广播，尝试初获成功后，各地各级电台竞相仿效，纷纷建设自己的线上平台。然而有影响力的屈指可数，其中，多数只是用来作电商、打广告或者简单地作为留言平台，而配合节目产出高品质原创内容的凤毛麟角。互联网时代广播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弄清这一点，广播所有的加法，都应该围绕这个核心，而不是随机决定加数并机械地组装。对于广播来说，打造声音产品乃重中之重。广播不仅要在网上寻求新的内容传播渠道，更要发挥音响优势，在声音上寻求创新，这就是核心竞争力。广播的声音符号被称作“心灵触媒”，具有无与伦比的传递思想和情感的特质。其变幻无穷的组合运用，可以极大地拓宽广播的表达空间。在精品稀缺的互联网时代，优质声音作品绝不会被大众忽略和辜负。广播，生于声音也终将因声音而被铭记。在“广播+”的浪潮中，哪些要变，哪些需要坚守甚至强化，广播人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声音的加法，做出别的媒体不可替代、无法复制的独特性，广播才能真正实现品牌和受众数量的跃升，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据方毅华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年第2期）

　　“全球华媒联盟”

　　在梅地亚中心正式成立

　　由CTTV今日中国网络电视台发出倡议，由海外华文新媒体合作发展联盟、加拿大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北美华文传媒协会、《美中时报》（美国）、中外要闻通讯社、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社等首批海外华文媒体联合发起成立的《全球华媒联盟》日前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正式成立。据悉，该联盟旨在整合全球华人媒体资源，聚集全世界华人力量，形成联合优势和规模效应，团结协作，实现共赢，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贡献出各自力量。联盟计划用2-3年时间，在全球150个国家分别设立分支机构，构建全球最大的舆论体系和传播网络。届时，中国的声音将瞬间传遍到世界各地，努力打造出世界新闻史上传播范围最广、覆盖国家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权威融媒体平台。（消息来源：中工网）

　　北京首设“数字编辑”职称

　　新媒体人才喜获专属职称

　　日前，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举办北京市数字编辑人才队伍建设经验交流会，65人获颁2016年度数字编辑专业高级职称证书。这是北京首批具有高级职称的数字编辑，北京也成为全国首个为数字编辑设立专业职称的地区。据了解，北京首次数字编辑专业高级技术资格申请人数为76人，经过答辩评议和专家评审，最终26人通过高级编辑专业资格评审，39人通过主任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此前，2015年底，《北京市新闻系列（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试行办法》发布，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数字编辑专业领域职称评价工作。2016年5月，共有2416人参加了北京首次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初级和中级考试，近400人通过考试取得了中级、初级职称。（消息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影视著作鉴定委员会成立

　　离伸张正义还有多远？

　　国内第一个影视著作专家鉴定委员会即将成立。据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刘和平透露，该委员会将由影视专业和法学专业专家组成，已入法院指定名录，主要任务是接受法院委托鉴定比对影视著作权抄袭案件，维护知识产权的合法权利。鉴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泛滥成灾的影视侵权终于有望“批量”伸张正义。然而，委员会由谁组成，有没有可执行的量化标准，适用于哪些法律条文，都有待进一步细化。（消息来源：《北京青年报》）

　　全球九成二维码个人用户在中国

　　缺乏规范安全堪忧

　　最新数据显示，当前世界上90%的二维码个人用户在中国，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二维码大国。然而，移动网络和二维码应用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二维码行业缺乏统一标准和规范，安全状况堪忧等问题。据了解，全球现有的一维码、二维码码制达到250多种。其中，日本研发的QR码是我国最为人所熟知的二维码码制，比如微信、支付宝等。“我国虽已成为二维码应用大国，但还不算是二维码产业强国。”中国二维码标准联合工作组、中国二维码注册认证中心执行主任张超坦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美欧日在二维码产业布局、技术研发、读取设备等产业链关键环节领先其他国家，而我国自主二维码在产业推广上依然处于落后局面。据统计，目前我国使用的二维码中：日本QR码占65%，美国PDF417码和DM码各占15%，主要的国产码制汉信码、龙贝码、GM码、CM码等加起来还不到5%。（消息来源：新华社）

　　热播剧被质疑点击量造假

　　点击率九成有水分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去年，共有11部电视剧网络播放量突破百亿。今年截至目前，至少也已有两部剧宣布点击“破百亿”。有业内人士透露，电视剧片方出钱刷网络点击量，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如今点击率九成都有水分。搜索“点击量”，淘宝显示相关产品达到46页，生意好的店家单月成交量超过600单，而且通常同时“经营”刷阅读、视频点击量、刷点赞、评论等多种业务。经记者简单统计，刷爱奇艺最贵——1万流量要20元；优酷8元左右，搜狐视频5元上下，腾讯、乐视则2元左右。（消息来源：央广网）

　　广东媒介素养教材进小学课堂

　　记者了解到，广东目前已在小学课堂开展媒介素养学习，这也是全国首套媒介素养教材进入中小学公共教育课程教材体系。该教材源自广州市少年宫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多年实践，经广东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通过漫画、案例、思考题的方式，提醒和引导小学生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可以学到有益自己身心健康成长的东西，又面临着安全问题，如进入不安全的网页后电脑可能受到病毒的攻击，导致资料缺失和信息被盗取，因此要在网络世界中学会安全地保护自己。现在我国儿童数字化成长非常快速，有明显的低龄化倾向。因此，媒介素养最大的挑战，就是人们如何冷静、理性地看待互联网，思考互联网到底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消息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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